土山湾印书馆的中国工匠

别发洋行的徽记

《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中，关于“美华铅字”的报道

1843年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上海创办墨海书馆。此后，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创设，新教美华书馆来迁，广学会的兴盛……上海成为外资在中国投资出版业的中心之一；1876年，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嗣后又有日本商人创办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别发洋行的异军突起，报业龙头字林洋行的辉煌……

这批外国人主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时还大大刺激了中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为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奠定了基础。

商务印书馆的徽标

随着上海开埠后的城市发展，印刷出版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直至形成近代上海赫赫有名福州路文化街。中国出版机构在上海的兴衰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缩影。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南洋公学译书院这样的官办出版机构，在近代化尝试中引进西方知识，推波助澜。扫叶山房、同文书局这些老字号的出版机构虽用上了石印的技术，却无法在生产方式上创新，最终变为历史。脱胎于外资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足鼎立的格局，正是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机构风流最盛之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成果，也源源不断的从这些出版机构里化身千百，影响大众。

1949年前福州路沿街的书店

翻译馆外貌照片

在晚清众多的译书机构中，以上海江南制造局附属的翻译馆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6月正式成立翻译馆后，建立了华洋译员相结合的翻译队伍，以西译中述的译书方法，创立了一套影响至今的翻译原则，从1871年开始正式陆续出书。

该馆所译之书以清政府“特译紧要之书”为原则，优先翻译兵工制造方面的内容，其数量按类别为序是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历年译书出版总量约200种。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40余年的历史上，所译图书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西方科技知识的在华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对清末变法运动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为中国近代科技翻译出版培养了人才。

徐寿、华衡芳、徐建寅在翻译馆

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人在认识、了解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逐渐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积极性，经过理性的学习吸收，逐渐发展到主动传播推广来自西方世界的知识和文化。

语言学领域最容易看到这股潮流的涌现，因为语言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

1868年，邝其照在香港出版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主编纂的英汉词典《字典集成》。1902年，谢洪赉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出版，该书是国人编纂的第一部英汉双解词典，严复等人对此书评价甚高。

而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在1908年主持完成了《英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该词典收录了12万条词条，印刷极为精美，体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印刷的最高水平。

进入民国时期之后，编纂字典的势头更是蓬勃发展。最有成就的莫过于当时抵得上中国出版业半壁江山的商务印书馆，《汉英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英汉模范词典》、《英华合解词汇》、《英汉成语辞典》等等语言工具书接连不断，很多成为英语学习、工作者的案头必备。

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也不甘落后，各自都有英汉、汉英的扛鼎之作，加上其他出版机构的成果，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可谓十分繁荣。

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是文化交流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近代我国翻译外国小说，据说始见于上海的报刊，比如1872年5月的《申报》曾连载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部分译文，题为《谈瀛小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云集了我国优秀的翻译与编辑群体，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商务印书馆为首的出版机构以丛书的形式为推介外国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推出中英文对照的双语读物，以满足读者的学习需求。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的学习在民国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最初的编纂工具书、翻译外文著作，发展到可以用外语发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下，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

在文献中最常见的是各大高等学府的校刊之类，例如震旦大学的《震旦医刊》就经常有中国学生用法语发表的论文。也有专家学者撰述的外文专著，比如李济博士的人类学著作《中华民族的构成》（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伍连德博士等人编著的《论疫病：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指南》（Plague：a guide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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