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役还在继续。其实，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传染病与人共存的历史。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1970年代出版的《瘟疫与人》中首次提出——“传染病……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
今天，阿信就请来了本书的译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余新忠教授，作为中国较早从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2003年，“非典”时，他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火”遍了主流媒体。 )
《瘟疫与人》 作者: (美) 威廉·麦克尼尔 译者: 余新忠 / 毕会成 时隔17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袭，关于这次疫情，该如何看待民间社会的力量？我们还要吸取哪些教训，不再重蹈历史覆辙？下面是余新忠教授的分析。 “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总是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
——余新忠
1民间社会力量在应对疫情上发挥的作用，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 晚清以前，国家在制度上应对瘟疫基本缺位，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民间社会力量 ，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和与之相关的慈善组织。 随着社会发展，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很多地方慈善机构开始出现，他们会在瘟疫期间施送治疗瘟疫的成药、临时或专门设立医药局，请相关医生来施药、看病等。 )
直到晚清，随着中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卫生制度 ，国家力量开始介入到疫情的防控中去，并集中力量解决了很多大事。 毕竟，卫生问题靠民间机制来处理，在中国传统机制之下有一定合理性，也有一定功效。 但是，完全靠民间或者市场力量有局限性，因为社会权力的强制性不够，会有少部分人不遵守。到了现代卫生制度环境下，公权力的介入以及发挥应有作用，肯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如果有制度性规定，建立相应机构，有专门财政支持，对卫生建设肯定有好处，这是国家职能具体化的表现。但这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把社会力量存在的空间压缩得非常小，就会让社会发展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我觉得明清时期以国家和民间力量合作和相互补充的模式来运作比较合理。国家应该更好地制定规则、组织和协调，保证重点领域的资金物质。 在具体事情上，应该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的组织力、配套性和日常建设。 民间组织如果很成熟，一旦遇到灾害就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如果这个组织是个草台班子，很可能就会慌乱。 )
“中国红十字会之父”沈敦和
就这次的疫情来看，全国都体会到了地方民间力量惊人的反应速度和强大生命力。 当然，现在国家力量很强大，但是再强大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一定有局限，就像民间力量有局限一样，需要有民间力量来弥补。 而由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物资的做法，则有点过于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民间组织。如果还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和制约民间组织，很难让民间组织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民间组织的作用，就是它有灵活性、弹性，做事的时候船小好调头，感觉到这儿有问题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然后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快地应急处理。如果把民间组织全统起来，那它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咱们现在对民间组织可能有一点缺乏信任。如果社会力量完全被打压下去，光靠政府力量是不足的。 这些年咱们对民间力量的培育不够，这次事件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民间力量的正面意义？)
1月21日，北京西站客流。摄影/新京报记者李凯祥
现代卫生制度本身隐含着权力关系，如果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那么 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就很难得到必要的重视。所以合理地划定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边界，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事实是，社会治理过程中，民间社会往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边界应该建立在能够让民间社会发挥灵活性的制度规定上。在制度规定许可范围内，让民间力量发挥作用；一旦出现威胁国家或者民众利益，就用法律手段起诉，而不是说什么都要管起来。从政府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利于社会运作。 2
从国家层面来说，一个理想的卫生监督和制约机制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说。 首先是理念上。我研究清代卫生有一个体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一开始考虑卫生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近代的诸多士人在谈论卫生问题时，总是会强调“一以壮国体，二以卫民生”，要保国强种。 )
民国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仁人志士都提出了“强国保种”的思想。
这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有一定合理性，不能苛责时人，但在实施过程中，个人权利这些问题往往就被忽略。 其次是举措，疾疫防控体系和机制的运作应该更加独立。 其实SARS对我们有很大刺激，大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努力追求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所以SARS之后，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国家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增大投入，防控体系应该说比原来有很大进步。 而这次疫情反映出来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这套机制不够成熟或者独立。比如发达国家出现疫情，必须上报，自然要启动这套体制，人多少了？达到什么程度？这样就不会出现疫情的瞒报。所以这里面不完全是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政治。 这些事情确实需要反省，人讲政治，但是疾病不跟你讲政治。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今天是不是需要更好的制约机制？我觉得应该让人大的修正或者政协咨询的职能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针对这次疫情，多地采用不同程度的检疫隔离措施。但19世纪时，欧洲内部也对隔离检疫法存在不同意见。与俄、德等国相比，英国等国更倾向于采取环境主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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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封路下，急救车难以通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挨户检查、隔断交通、封锁疫区这类简单粗暴的检疫隔离举措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已逐渐被西欧各国舍弃。
防疫是一种很专业的事务，我们必须用科学和专业的办法来对待，一定不要把防疫当做政治事件来抓，不然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过度或者不及的情形。
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要众志成城，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但是防疫不能不惜一切代价。
就像我们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一个最明显的病症就是肺会变白。这一方面是因为，病毒在损害你的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炎症因子风暴（免疫系统被激活到极限程度或者失去控制，就会伤害宿主）。
也就是说人体调集了太多免疫细胞来攻击这些所谓的病毒，免疫细胞过强，工作力度过大，在攻击过程中，它不分青红皂白把好的也都杀死。所以，为什么要用激素？激素的目的是抑制你的炎症因子风暴。很多人的肺功能衰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如果要不惜一切代价，最后造成更大危害，我们不是更亏了？应对一个防疫事件，不能用政治化的语言和策略，而应该采取更专业和科学的方法。
这次我们民间也出现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把武汉人当做疫种一样，“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就很过分。武汉人不是病毒本身，我们要防的是病毒，不是武汉人，但是我们今天把他们混为一谈。我们在防疫过程中忘记了公民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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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东塘社区发布一则《关于停水的温馨提示》，称将对湖北省籍居民朋友们暂停用水，要求居民来办理有关返深登记后立即恢复供水 。 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思考对于污名化和恐慌，还有其他怎样的应对举措？进一步我想呼吁，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要更多加强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对于治疗或者应对疾病来讲，医学人文研究不是一种软的润滑剂，实际上是必需功课。中国的医学人文教育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医学界一些高层的人已经认识到了，像韩启德院士一再强调医学人文教育，但是大部分医科大学教育里面，医学人文课程非常少。像医学史，中医院校会开，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跟他们医学专业本身有关，西医院校的医学史很多都没有。中国大部分大学，都没有科学史或者医学史系，这都是问题。 3
不要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围绕着中国引入公共卫生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我们经常会借着卫生的名义，把不公平或者不正义的东西变得公平和正义，然后让有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变得合理，甚至文明。 举个例子，晚清做了一些检疫工作，比如说强行隔离，甚至隔离过程中对种族和阶级有明显差异。在东北鼠疫中，对二等车以下就停运了，但那些可以坐高级车的人可以走。海关检疫过程中，中国人坐低等级的船，全部叫他们围起来，直接进行严厉检疫，甚至看到有点不好就把他们关起来，但是对于头等舱、二等舱的客人，简单看一下就走了。 )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太过简单粗暴，甚至把一些地方封起来，有的地方出现疫情，还把房子全烧了。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理，但他们居然可以大张旗鼓地来做，然后还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文明制度。这样就会让民众合理的反抗行为变得保守另类，不符合现代文明。 第二，卫生现代化过程中会牺牲很多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刚才举的晚晴鼠疫的检疫就是。当然，这不是说在整个近代化过程中，个人利益不应该得到任何侵害。 为了总体社会发展，可能有些利益得到一定损害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在一种目标正义的情况下，会把这些牺牲当成一种理所当然。这需要我们思考。我们往往容易在一种口号之下，把民众的个人权利给消解。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重视。卫生问题本来是个私事，现代卫生制度让公权力介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容易强化公权力的一种全能形象，而掩盖它其中的不足或者一些问题。再进一步，可能就会妨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省思。 )
1月21日，北京西站站台上的旅客。摄影/新京报记者李凯祥第三，我们在防疫的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这是从晚清到当下的卫生现代化过程中，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过去未曾在意的景象，在现实生活中还在不断上演。 在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晚清其实有民政部，但防疫这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务部在运作。因为中国最害怕这个事做不好，在外国人那儿丢了面子。再一个，也害怕他们借着防疫来侵蚀我们的主权。所以历史教给我们的经验就在于：我们在防疫过程中，要从更专业和科学的角度来对待瘟疫本身。 第四，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导致了民众对社会和问题的简单化理解。这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总是把历史写得那么简单， 对历史复杂性的关注和揭示得不够 ，好像朝着一个我们今天认为完全正确的目标在不断向前推进，其实历史不是那么简单。 最后，关于整个疫情的发展，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希望我们整个国家能够从这样一个事件中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不要总是重蹈历史的覆辙。 这次事件我其实挺担忧，担忧不只是对瘟疫本身，我相信这个疫病过一阵子一定会控制住，也会慢慢消弭。历史上都是这样，古代没有现代公共防疫举措的时候，疫病也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肆虐就逐步平息。但是，这样一个事件给我们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我觉得非常大。所以，一定要把灾难变成一种财富，这样灾难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次疫病让我们感受到的问题。比如，是不是需要给媒体一定自主权？这次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公众一开始对疫情信息所知甚少有关。我研究历史，感觉到古代的人总会说“有治人，无治法”，制度再好，但是没有合适的人，你也做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当然，过去那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很大的原因是过去在制度实行方面，很难得到保障。为什么这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通畅的民众监督机制和渠道。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媒体的作用不能够更好发挥，就会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