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生办公室到隔离区，隔着三重门。每穿过一重，都离病毒更近一些。

每天，医生、护士会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依次推开这三重门，进入病房。

这里，是医务人员的战场。

“守门人”：一线医护人员在跳“蹦极”，我们是他们身后的“绳索”

从清洁区通往隔离区的路上，有三扇门，用以阻隔被污染的空气，医护人员称这个区域为“缓冲区”。

工作日下午，缓冲区的门紧闭着。门后面，是医护人员与病毒紧张对抗的现场，门前面，一个小姑娘静静地站着，正盯着这扇门出神。

一阵风从门的另一头吹来，门微微一颤，竟吹开了一条小缝隙。风带起空气里的微尘，穿过缝隙，吹到她的脸上。陈翔皱起眉头。她意识到，一旦忽视这个小细节，会引起多大的蝴蝶效应。

陈翔指导一名医生检查口罩的密封性

生于1994年的陈翔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的一名医生。作为非一线救护人员，院感医生在很多医疗队的人员配置中并不是优先考虑的人选，但在疫情中，他们的角色不可或缺。

医院感染管理科，顾名思义，主要工作是对医院里发生的各种感染进行预防和管控，包括患者与患者之间以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传染。

当一批批医护人员奔赴前线救治病患，谁站在身后守护着他们的生命安全？院感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有人这样比喻：“如果说一线医务人员所进行的是一场极限蹦极，那么院感医生就是蹦极运动员身上的那根绳索。”

陈翔在跟当班护士长沟通，排除病区内医护人员的安全隐患

第一次进污染区，陈翔仔细观察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流程，当时由于条件艰苦，队员缺乏经验，很多设施和操作都不符合规范。“封闭的护士站作为一个治疗区域，并不是完全清洁的，进出必须穿防护服；药品领上来以后，从病房的通道上下进出比穿过清洁区更安全；逃生通道的门必须封上，另外再新设一个逃生通道，否则很容易感染……”千头万绪，都在她的脑子里细细运转着。在隔离病区，一个小小纰漏所带来的影响是无法预计的。

由于物资紧缺每天送到医院的防护服质量和标准参差不齐，陈翔都要进行把关

陈翔在查看一盏给医护人员衣物消毒的紫外线灯

陈翔在帮一名即将进入隔离区工作的护士写名字

忙了一天陈翔在吃面包充饥

而陈翔和其他院感医生要守护的“门”，还不仅限于病房。

前几天，武汉下雪了，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医护人员下榻的酒店房间却一律不开空调。“若使用中央空调，一旦有一个人出现疑似症状，整个医疗队都要受影响。”除了病区防控，医护人员生活区的管控也是院感医生的工作内容。队员从医院回到房间，如何进房门，工作服和个人衣服如何切换，都要进行统一规范。

陈翔在指导负责接送队员往返医院和驻地的司机正确使用消毒液

陈翔为一名队员的房间进行区域划分，分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洁净区

最近，陈翔还主动给下榻酒店的工作人员和接送医疗队的公交车司机做起了培训。“这些人的工作也有一定风险，但他们很多人都是临时接到命令过来的，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心里很害怕。我教他们如何做手卫生、戴口罩和消毒设备等基本防控操作，他们便放心了许多。”

下班后，陈翔冒着风雪走出医院

“我觉得我现在都不应该接受采访。”陈翔说，“只有到最后一刻，所有人都没有感染，我才能真正放下心来。”感染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不管防控工作做得多充分，执行过程还是很难把控。“我感觉自己怎么做都是不够的。”说完，她又匆匆进入隔离区忙碌起来。

我们必须走进这两扇门，告诉病人，我们和他们一起在战斗

晚上9点半，潘文彦刚刚从重症病区出来，回到驻地。她每天都要穿着防护服在隔离区里工作6个小时，比其他护士时间都长。除查房外，还要再三确认各项流程、每个细节是否规范，只有规范才会安全。潘文彦带领的是一支年轻的护士队伍，4成以上都是“90后”，很多人第一次走进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再加上重症病房，等于有了一个双层门的隔离。这些病人实际上是非常孤独无助的，我们必须打通这两扇门，我们每天都会走进门里去，告诉他们我是护士长，这是今天管你们的护士。”

潘文彦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起援鄂的同事们共同坚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20病区。在这个病区的一面墙上，标着数字1到53，有些数字下面贴着白纸片，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这是中山医院的护士们亲手制作的。有了这面患者信息墙，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总体情况一目了然。

上海医务人员带来的改变就是从这样的点滴开始。中山医院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人民医院的20、22两个病区，共80张床位。这里接收的都是重症病人，病人陆续转入，症状缓解后又陆续转出，如何让他们的信息整齐有序？因为病区是临时改造的，隔离区内没有电脑信息系统，20病区护士长潘文彦和伙伴们想出了贴纸条的土办法。病人的信息明晰了，将他们按病情轻重分类管理也就有了依据。

22病区护士长郑吉莉说：“我们来人民医院后，调整了病床，把轻症病人集中到一处，重症病人集中到另一处。做到重症有人看，轻症有人发现。”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哲说：“我们的做法是精细化管理，细致地去分析病情和治疗疾病，争取不被疾病牵着鼻子走。”

罗哲是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作为两个ICU（重症监护室）的负责人，他同时还管理着厦门分院的ICU，他的团队一年收治各类重症患者6000余例。重症是他的强项，但他却更希望病人不要走到重症这一步。基于这个理念，中山医院医疗队在患者免疫功能调节、氧疗等方面都做了优化。身为医疗队医务工作的总负责人，罗哲还总结了近20个病例，与团队分享治疗方法。

“救治每一个患者，绝对不放弃”是重症病区每一位白衣战士的坚守。

就在上周六武汉那个寒冷的雪夜，潘文彦刚交好班准备回去休息，一名患者突然病情恶化，她立即穿起防护服和医生一起冲进去抢救，整整四个小时，可患者还是逝去了。

罗哲说，有的患者会在病程后期突然一个加速，让这里每天都在和病魔赛跑：“每个死亡病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经验和教训，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预防发生到这种地步，今后的病人采取相应的措施。”

有人不幸离去，但有更多的人转入了中轻症的病房。患者看不清护目镜后面医护人员的脸，却牢牢记得这些来自上海中山医院的白衣战士。不仅治病、清洁、打扫病房，还会送给他们水果、拖鞋，在病人丧失斗志的时候鼓励他们：“坚持，再坚持一下！”

在病区那面患者信息墙上，随着患者出院、入院，白纸片不断更新。这些天，有些病床已经空了下来，病床号码下面的那张白纸片随之被取下。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这些白纸片都会消失，只留下空着的病床和出院病人脸上的微笑。

门里门外，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我是来自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冯国栋。”每次在病房里见到新病人，冯国栋都要这样自报家门。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仅是让患者知道自己是谁，更是建立一种信任感。

每个病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而不是8床、10床这样的代号。中山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患者，也需要让患者更多地了解他们。首先是增加查房密度，让医患有更多接触的机会；同时也更多地向患者解释，让他们知道，医生为什么要这样治疗。

潘文彦说：“昨天我给一个病人插导尿管，病人问能不能不插，自己还想下床走路。我告诉她，阿婆，你气比较急，自己下床容易晕倒，而且医生给你治疗用了利尿剂，你会不停下来小便，所以我必须给你插导尿管，这样你才能舒适地躺在床上。”病人听了潘文彦的解释，懂得了原因，便欣然接受。

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尊重，自然换来了患者的爱戴。郑吉莉说，昨天病房里一位警察约她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

潘文彦说，很多时候，病人也在鼓励着她们：“今天查到最后一个病房，一位老先生说，你们都是战士，马上天气就会暖和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说对，我们一起把病魔去除，我们就可以立即回家了。”

三重门后，还有一扇心门

潘文彦第一天进入病房时，一位病人正在痛哭。询问许久才知道，她的爱人刚刚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在ICU工作了20年的潘文彦来说，这里看到的病人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很多病人情绪是崩溃的。

中山医院的同事们达成一个共识，这些受新冠病毒重创的患者需要心理疏导。

疏导是从两个桔子开始。2月12日，冯国栋和费敏两位医生查房时，搬进了一箱桔子。这些桔子原本是医院发给他们个人的，让他们在工作之余补充点能量。

那天，收到桔子，很多患者喜出望外。有人说：“不是过节才发桔子吗？”还有人慨叹：“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桔子。”当晚，冯国栋在医疗队的群里说：“一点点温暖就会给患者带来灿烂。”

从两只桔子开始，给患者发物资成了中山医疗队的一项日常工作。而在病区污染区和潜在污染区之间传递窗的玻璃上，则出现了一张张特殊的纸条。传递窗玻璃上的纸条，一直是两个区域医护人员传递信息，交流诊疗措施的方式。可这些纸条上，写的是拖鞋、肥皂、洗发水、润肤油、卫生纸等患者需要的生活用品。

每天，两个病区的医护人员都要化身“快递小姐姐”和“快递小哥哥”，帮着在外采购生活必需品，再免费送到病人手中。有时是面包、水，有时是纸巾，甚至医生自己都不充裕的口罩。有患者皮肤干燥，医生还带去了中山医院自制的尿素脂软膏。这些物资，不仅解决了患者的燃眉之急，更让他们知道，医务人员没有忘记他们。

作为领队、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说：“除了医疗也给病人人文关怀，比如给他们送点水果、给予生活护理等等，我们都在做，也一定会坚持下去！”

穿过三重门，治病，医心，送进希望，接出生命。

来源：上观新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看看新闻

文字：陈思宇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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