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围绕科技人文、思维比较和人类精神等问题而展开。钱旭红认为，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双方的共同性实际上是对世界的理解都在向真理趋近，区别在于我们的系统强调整体关联，西方的体系注重分解合成。人类精神内涵包括三个部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还有信仰的精神，科学精神的精髓是质疑，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关爱，信仰精神的精髓是使命。中国一流大学建设要注重不同学科融合、数字人文结合以及面向未来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1

问：钱校长，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特别是在疫情特殊时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拜读过您的《改变思维》一书，这本书从哲学角度出发，强调科学思维的理性力量，给了我很多启发。    今天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科技人文。众所周知，以人工智能、量子工程和基因工程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浪潮正在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变生活，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科技快速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问题，基因编程带来的伦理问题，无人驾驶带来的法律问题等。您作为一位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如何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待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如何从比较的视野，看待中国和西方在发展科技和人文方面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钱旭红：这个问题比较大，也十分重要。我认为不管是对大学人才培养而言，还是就个人自身发展来说，科技与人文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在当今世界，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科技人文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在人才培养、社会发展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科学技术是为谁而存在？最终是为了人而存在，是为了让人与真理靠近。

如果把科技与人文分开，只是把科技当作实用的手段，而不是从人承担使命的角度来强调科技，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在人文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另一个问题，若只强调自身与科技的分离，就会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支撑，也会导致表达上缺乏逻辑。一个人的思维很重要，除了形象思维之外，还要有逻辑思维。

我们人文学科培养的人才长期缺乏形式逻辑的规范训练，导致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能力较差。因此，一个人若要在某个领域得到发展，就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现实问题。科技与人文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但不能截然分开。

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的共同性体现在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即向真理无限趋近。比如，在西方文化起源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指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在东方文化起源的中国，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东西方科技与人文思维的起点都强调“水”，这是共同性的第一点。

东西方都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学科体系。知识学科体系最主要的代表是大百科全书。世界上最早的大百科全书产生于中国，从早期的《四书》《五经》，到《永乐大典》问世，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学科体系已经成型了。《永乐大典》不仅是中国最全面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西方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大英百科全书》，比《永乐大典》问世要晚，但也标志着从希腊文化到整个西方知识学科体系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善，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共同点是，东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逻辑和系统实验，所不同的是，虽然中国也有形式逻辑，但更偏向辩证逻辑。

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知识学科体系强调整体关联，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注重分解合成。如果用一种非常经典的思维方式讲，就是西方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个的“粒子”，各个“粒子”的加和等于整个世界的面貌。而我们中国人看问题是一个“波”的视角，就像把一个石头扔到河当中激起水波，水波一层层地往旁边推，它是一个没法区分的整体。

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如放射线一般，分解成许许多多的学科和专业，它们坚持以形式逻辑为发展推动力，但其缺陷在于分解合成的还原过程中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还原，比如，我们强调把手掌的五个手指和掌心一个一个切开以后，再加到一起就不是手掌，而是一个被切过的手掌。而我们中国则是通过经史子集来描述世界，《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水经注》等典籍均围绕一个个核心的“问题”或者“焦点”而展开，而不是围绕一个纯粹的学科理念来形成我们的学科知识体系。

真正的世界却既不是单纯的“粒子”，也不是单纯的“波”。如果想要了解现实的世界，量子论是很有帮助的，它就是“波”和“粒子”的这种描述方式的一种结合，而且超出这两者的局限性,即“波粒二象性”。比如，纳米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不同于其他传统的纯粹单一的自然科学，而是一个根据时空尺度标准而定义的学科。

实际上，真正能代表世界的只有世界本身，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不同角度向它无限趋近，每一种方法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因此，中西方科技与人文思想的互学互鉴和交叉融合，可能会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02

问：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技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古代的四大发明。您在《改变思维》一书中明确指出，“辉煌的从未中断的中华古代文明留给我们的基因还在，我们占了全人类最多的高智商大脑和双手，与我们的古人相比，与世界领先的文明和强大的民族相比，我们对当代人类社会缺少应有的贡献”。这是您2012年前的观点，现在中国的5G技术和量子工程等领域的成果已经在世界领先，您还保持这样的观点吗？文明是多姿多彩的，是平等的，但有先进和后进之分。您在书中也提出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听听您对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进一步思考。什么是先进有活力的文明？什么是改变文明进程的第一动力？什么是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精髓？若中华历史上道家、墨家，甚至儒家和法家都是被历史沉默或者半沉默的基因，怎样激活这些优秀的基因，促进当代人类社会科技人文的进步？

钱旭红：先进有活力的文明就是有利于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文明。改变文明进程的第一动力是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当然，我不否认文学艺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政治背景、宗教背景，能够有共识的、可以互相进行参照的科学技术肯定是第一位的。

科学技术不同于人文的特点还在于，它除了有精神力量，还有物质力量，可以进行物质性改变。

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精髓就是中国有关“道”的所有学问。不仅包括道家的“道”，而且包括儒家、墨家、法家所强调的“道”，天道信仰。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强调“道”，强调“道德”，这就是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精髓。我们把中国的“道”这套东西理清楚了，就会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有基本的理解。

在道家、墨家、儒家、法家这些沉默基因中，我认为最具有包含性的是道家思想，因为它跟现代的科学技术是相容的，与西方主要的宗教和文化思想也是相容的，甚至比他们更博大。而且道家不是单纯的宗教，它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墨家相当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源地。儒家本身作为一个很好的伦理规范，应该和今天的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现在做人工智能，如果一点不考虑伦理规范的话，那就真的会把人推向灭亡的境地。现在做任何实验，哪怕是找人做问卷调查，都得考虑伦理规范，这点非常重要。法家在那个年代是围绕权力的学问，今天它就应该成为围绕人的学问，用法来治理社会。中华文明中的很多重要理念在其他文明中是无法找到的，或者说其他文明在很晚才发现，或者没有我们这么强的系统性或者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这些沉默基因，不是说现在就没用了，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

03

问：科技在文明进程中处于强势地位，无论在东西方，学者们都感慨“人文学科被边缘化”。而数据表明，在我国具有科技素养的人口非常低，您在《改变思维》书中也提出“一个没有科学知识，也没有人文知识的人，那是自然进化中未摆脱动物性愚昧的人”。这二者之间为何会失衡？您怎么看待这种失衡？如何使之平衡发展？

钱旭红：科技和人文失衡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强调求新，即新的总比老的好，科学在今天的定义比昨天的定义更完善、更准确。相对而言，人文更多的是求“保守”。不管是人的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两者都需要。但特别要防止一点，认为创新一定是正确的，复古一定是错误的。

比如，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就是最大的“保守”和“复古”运动。再比如说，在《1984》小说里所讲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这种创新肯定是最恶劣的创新。那么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最后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它应该存在或者说有存在的价值呢？我认为应该是尊重人性、尊重生态、不违反科学技术这三条，科技与人文在发展过程中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

今天人文之所以被认为逐步式微了，是因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人文在自身的思维方式、工具的发展方面缓慢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需求。今天做人文，应该按照数据立规范。比如，人工智能社会到来了，人文如何去解决人工智能社会到来的伦理问题，使得它在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之前，就把一些规范准备好。其他很多社会变革同样如此。如果人文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必然就会被拖着走。再比如，心理学研究在人文学科中并没有落伍，反而需求量越来越大，因为心理学分为围绕人的传统心理学和生物学意义的心理学两大流派，两者并驾齐驱，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创新发展。人文学科整体被边缘化应该更多地从自身找原因。

为什么现在科技给人感觉更强势，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停地在进行探索，面对新世界，人们有很多好奇，好奇心推动科技进步。与此同时，人们又感觉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甚至到了有点驾驭不住的地步。

事实上，人文也非常重要，关乎人的幸福感。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重视人文，或者说忽视人文，科学家的个人幸福就无法实现。在科学技术可能给社会造成潜在的损害时，如果缺乏人文意识、人文知识或者人文精神，科学技术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甚至造成更大的破坏。

科技与人文之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话语权之争，但是单纯地从科技角度看问题可能会偏激，单纯从人文角度看问题也有可能缺乏操作性。

比如，转基因的问题，真正对人类危害大的可能是生态安全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转基因技术是很好的一个科学技术，是不是就要大规模推广呢？这时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科学技术是为了什么？科学技术为了人的幸福，人的重要性放在是第一位的。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我们并不缺少粮食，以及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即将发生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采取人们可接受的方式来推动科学技术，而不是不顾一部分人对该技术的恐惧而强行推广。

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关心人，关心生态。

04

问：中国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带来了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动，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但与此同时，现实世界又存在资讯赤字、理解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在学术界还存在科技人文“融通”赤字，您怎么看待这些“赤字问题”？产生这些赤字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解这种科技人文融通赤字？有可能建设“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吗？

钱旭红：我理解的“赤字”就是“缺乏理解、缺乏信任”。

我们中国人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第一，我们人类可以发现自然的规律。第二，我们可以在自然的容忍条件范围内，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规律，发明我们需要的工具，获得最大利益。如果能够充分尊重这个前提，我们就不会遇到大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我们想办法发明更多的工具，最好把自然都彻底改造了；我们想改造别人，甚至认为我们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别人要符合我们的需求，可是从来没想过别人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要赢，要强迫别人服从我们的意志，而不是以人家欢迎的方式来吸引别人……这些都涉及我们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和对基本规律的认识，因此，“赤字”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违反自然、违反生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人的发展规律。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的到来，给消解科技人文融通赤字、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带来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个契机在于，一方面劳动生产力会得到极大提升，另一方面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人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管理会越来越复杂，一部分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但人工智能无论是从合成生物学角度，还是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直接进行各种沟通的是人。人和机器的交流越来越顺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专门化。

如果人与人情感纽带少，共同语言少，接触方式也少，这部分人的内心可能会很痛苦，因而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另一部分失去工作的、不为生存担忧的剩余劳动力，若不创造价值，找不到生存生活的意义，他们的内心也是痛苦的。这时候，就需要科技人文融通来解决这些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问题，帮助他们找寻未来的意义。

此外，应该认识到，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有自己个人的价值，比如，艺术享受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在追求兴趣爱好的过程中获得灵感，推动人类社会科技人文的发展。

05

问：评价是科技人文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谁来评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评价结果？科技与人文的评价是不同的，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最近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文件，特别提出“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梳理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意见是方向是正确的，但现实操作很难。您如何看待科技与人文的评价体系？放眼世界，如何构建“面向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评价体系”？

钱旭红：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我们现有评价体系就是同行评价，同行评价有它的优点，因为大家都有遵守同样的学术规则，但这种评价体系有可能会因为同行相轻或者同行互捧而产生不公正现象，甚至会影响某个专业领域的发展；而外行评价，有利的地方在于他和同行没有瓜葛，相对客观公正，但他不懂专业领域的基本规范。所以未来的评价体系应该把同行评价和外行评价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评价目标，采取不同的加权方式。

比如说，人文评价里面可能会更多地强调知识思维和精神价值；而科学技术则会更多地强调工具性。因此，需要增加交叉评价进行弥补，如在对人文进行评价时，要从工具的角度，评价价值和目的的追求是否合理；若有的价值目标看似很合理，但在人可预见的能力范畴，三五十年之内都不可能有工具，那么这个追求是虚空的，只要少数人做就足够了。对科学技术的评价需要从价值的角度对这个工具性进行评价，如果做得越多越偏离我们的价值和目的，那么这个工具就是不理性的，也应该不再继续做了。实际上，我们在做某些涉及面广的国家发展计划时，已经将同行评价和外行评价、工具评价和价值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

因此，要建立面向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评价体系，应该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采取的重要工具都能包含进来。比如说，我们人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得如此好，甚至远远超出了百年前的人类想象，一方面是因为拥有三个重要的工具：形式逻辑、牛顿的经典思维和今天的量子思维；另一方面是因为将人性、生态、社会的等多种基本的人类价值有机结合了起来。

06

问：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您说“思维才是力量”。我们发现，您特别关注对比较思维的研究，发表了很多富有启示的思想观点。众所周知，中西方人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形式思维（逻辑）还是辩证思维（逻辑）都有其优缺点。您认为中西方思维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有没有第三种思维？如何发展多维思维？请您结合中国文化和您的专业背景谈谈这些问题。

钱旭红：中西方思维的最大不同在于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中国思维的特点是整体看问题，看到的是一层层的水波，水波没法区分，看相互的联系，是强相关；而西方思维是把每一个问题分割开来看，把整个事物当作一盘盘沙子，把每一个沙粒看清楚，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体，就是整个世界的面貌，是个体的加和，是弱相关。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实际上都是人类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在向自然和真理趋近时，中西方采取了不同方式。我们不能否定对方，否则就会使我们少了一个趋近真理的方法。

人类有多维思维的可能，至少看问题有多种视角。发展多维思维，我常常给我校师生推荐量子论。量子论的思维是：世界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具有波粒二象性。下面我用我个人的三段论表达方式来解说量子思维。第一句，光是一个波，也是一个粒子；第二句，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它是一个粒子带有波性，它同时是一个波带有粒子性；第三句，光是一个光量子，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观测条件有非常大的关联性，不能简单地归为粒子或简单地归为波，它是动态的、灵活的、缠绕的。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分为二，就不适用了。我经常要求师生把量子论研究透彻，这对发展现代多维思维具有非常大的帮助，量子论的思维会比我们现在很多方式看世界更趋近真实和真理。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思维方式。禅宗所讲的三句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和量子论的三句话异曲同工。

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你认为这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你看到这个山就想到这山里面还有矿藏，这个山原来是土堆出来，不一定是自然生成，这水当中还有污染，看到的水已经跟前一阶段不一样了；

第三阶段，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这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山本来是不存在的，这地方是地质运动产生的，地质运动之前是大海，再过几百万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又变成大海了，目前的形态只是它的一个瞬间而已。第三个阶段是认识问题更全面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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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工智能、量子工程和基因工程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阅读，甚至可以写诗，出现自然人和机器人结婚的现象。量子工程也对一些过去未揭开的科学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如恋爱现象。基因工程对人类社会发展更是让人难以预料，基因编程婴儿事件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和道德底线。这些科技的进步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您如何看待科技带来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古老的问题在科技发展的新时代需要再次定位和思考。有人担心，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人类会走向毁灭吗？怎么看待科幻小说里描写“超人”可以毁灭地球和人类的现象及这种想象力？

钱旭红：我认为机器不会导致人类毁灭。首先机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人工智能能够将那些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完全依托形式逻辑进行推理的工作做到极致。但是形式逻辑推不出量子论，他们可以把牛顿力学发展到极致，或者在量子论这个范畴里面用形式逻辑把它推到极致，他不可能再推出新的东西出来。人最独特的一点，就是人的想象力。而人文的重要就在于，它能够保护人的想象力。机器只能在人类建立的已有的知识学科框架体系中做到极致，跳不出框架体系，但是人有想象力，可以做梦，可以创新。

我认为科幻小说里的这种想象力没有认识到物种和生命是如何进化来的。一个个物种实际上就是一个个“计时器”，是一百多亿年的不同“计时器”。一百多亿年的进化，产生了一个个实体。每个实体它不只是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的组成，它还是时间的不同表达。现在人工做出的所谓聪明的“物种”，经不起时间考验。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一个东西，今天可行明天可行，将来一定可行。自然演化史告诉我们，经过演化的东西肯定可行，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放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再高级的机器人，可能还经不起这种自然进化。比如，按照我们惯常思维，预先很难想象今年会出现这样大的疫情,竟然造成很多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全面停滞。但时间的长河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多样性非常重要，通过我们现在的大脑智慧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极有可能会丧失多样性，而丧失多样性的结果就是给自己带来灾难。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智慧盲目自信，最大的智慧在自然。

08

问：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有人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时代”。卡瑞·伍尔夫（Cary Wolfe）提出了“后人类主义”这个术语，并引述了福柯《词与物》的观点加以佐证：“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科学研究与新兴技术——从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到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结合——都从改造与征服自然，转向试图重新书写“人类”本身。这种情况已在很多科幻小说或者电影里呈现。您如何看待人类作为育种主体地位正在沦落之说？我们需要改变“后人类主义”的思维吗？怎么改变？

钱旭红：如果提“后人类主义”，那就有“前人类主义”，强调人比其他物种高级，具有控制其他物种的传统特点，或者说对其他物种有生杀大权。

而今后的社会，人只是众多物种之一，但人拥有比其他物种更大的能力，尤其是对自然的协调能力。经典思维告诉我们，世界有你没你一个样；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世界因你而不同。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蝴蝶，都会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影响整个世界。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应该是多个主体之一，只是具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需要对人的主体地位做一种新的诠释。要改变思维，就要认识到人类和其他物种息息相关。人类比他们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要保护生态，爱护自然。道家的思想倡导物我平等，人怎么对待自然，自然就怎么对待人。

09

问：科技进步与人类精神密切相关。当今世界弥漫着人类精神走向衰落、甚至终结的悲观情绪，认为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媒体报道，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认为20年内就能实现“脑机”交流，特斯拉汽车CEO马斯克则认为这一时间可能只有8到10年，这对人类精神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人类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有哪些？本质如何？蕴含着怎样的价值观？

钱旭红：脑机交流实际上是机器在模仿人，在人们已经明确规则规范的领域想超过人。但是人具有许多机器根本无法知道的领域，并且人类认识科学的领域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些领域，机器人只是使人变得更强大的一个手段，但无法代替人。

人类精神内涵包括三个部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还有信仰的精神。科学精神的精髓是质疑，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关爱，信仰精神的精髓是使命。信仰是一个人理性与感性的巧妙结合，机器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是量子计算还没有普及的人工智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经典思维方式的人工智能。它距离“使命”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量子计算产生，可能跟人的能力更接近一些，但仍然还有很大差距，因为人有想象力，人会做梦。机器人做诗，基本上是在人设定的范围做出联想，即使是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如计算速度更快，但它超越不了人设定的坐标。“山高人为峰”，而人能够创造自己的坐标，做到“我即是标准”。

10

问：人类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尼采曾经说人的精神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狮子把被动变成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责任；婴儿，这是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人类精神在现实中又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无关系。您认为我们应该倡导怎样的人类精神？人类精神如何传承和发展？大学教育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请结合您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来谈谈。

钱旭红：人类精神应该追求真理，赋予人生以意义。人文精神应该通过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文艺术来进行传承和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工具。但是在传承当中应该是先知识，后思维，再到精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多地围绕知识，而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大学教育除了要教给学生谋生技能之外，更要引导学生去追寻既符合个人认知又与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在传统的人文领域具有非常强的优势，目前学校在积极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数字与人文的结合以及面向重大问题的研究，并付出了很多努力。人文学科的发展要能够给政府和社会提供众多的预备方案，帮助解决十年后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说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是政府的任务，那么如何解决未来问题就是大学的使命。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正在做的数字人文项目“全球视野下的老子学说”，就是通过大数据解析，描绘出老子学说两千年来在全世界传播的路线图，涉及哪些人，在不同的国家它以什么样变异的方式来表达，影响了社会的哪些方面，包括科技人文等，从而探索中国的思想文明走向世界最合适的路径。

我们要做学问，就是要为将来的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依据，也为中国的文化思想以大多数人欢迎的方式走向世界，或者让别人在寻找中国对文明贡献时能找到这么一个富矿。

此外，我们也在进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研究，希望通过研究发现，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哪些方面是我们独有的，哪些方面是我们还是要改进的，这样一来我们在发展人文社科的时候，既能够保留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国际标准。

作者：彭青龙 易文娟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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