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1989）、香山饭店（1982）、苏州博物馆（2006）……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甚至到2012年，还有一座折纸状的圣堂在日本美秀美术馆落成。一年前的今天（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岁的贝聿铭逝世，但建筑师之名，却因为这些建筑而永存。

今天，让我们跟随著名建筑设计师唐克扬和黄文菁，以及《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李菁，共同回顾贝聿铭的种种往事和成就，重温百年贝聿铭的荣耀之路。

（下文来自2019年5月21日“松果生活”举办的“成为大师：贝聿铭的荣耀之路”沙龙）

远与近的贝聿铭

如同对待大多数名人的态度一样，我喜欢从更个人化的角度去揣测他（她）的职业的由来，但是贝聿铭一直离我的世界很远。

虽然我们爱一厢情愿地给他贴上“美籍华人建筑师”的标签，贝不止一次澄清过，由于很小就定居异国，又是在那里接受大学教育，我们更好叫他“美国建筑师”——就算后来他在故乡设计了“中而新，苏而新”的苏州博物馆，里面也有某种意义的掇山理水，他的园林，已经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园林了。

2007年，当我筹划“活的中国园林”展览时，他更是通过秘书婉拒了我的邀请，和这样一个有“古为今用”嫌疑的建筑讨论脱离了干系。虽然如此，每次走过贝家昔日的私产狮子林时，依旧，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和他来处的瓜葛。

为了更好地理解贝聿铭，本次分享，我们通过十个建筑项目，来试着走近贝聿铭。

香山饭店，北京

▲  蔡小川 摄

依着一种很是个人化的视角，我的贝聿铭渊源必须从1997年讲起。我初次见到香山饭店第一眼的感觉可谓惊艳。放在现在，或许大家觉得这座不带星的宾馆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者应该改变了很多内部的陈设，建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细节上的调整足以改变整个建筑的官感。即便如此，在我的心目中今天的香山饭店仍在很多方面冠绝京华。

香山饭店建造之初在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时值中美建交不久，作为两国友谊见证的一个新式建筑，它创造了太多“例外”，包括移去了一大片香山的树木，这让很多不少人感到不悦。但如今看来，香山饭店依然是一个有节制地求新的建筑，显示了足够的尊重和素养。虽然贝的中国传统元素不免落下拼贴式的印象，但他在这方面达到的水平依然很少人能企及。

大学公园公寓，芝加哥

第二座我见到的贝作品是我住过的大学公园公寓。这所公寓是贝聿铭职业生涯早期的一个作品，我没有见到他在任何场合评论这座建筑。时值婴儿潮一代的成长时期，它建于美国战后的特殊时期，社会需要“经济适用房”，所以这所公寓很难做出香山饭店的水准，相反它正好是后者建筑理想的反面。但是这幢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它立面的塑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绝无任何多余的东西，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创新——更重要的是价格相当便宜。

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港口

肯尼迪图书馆应该是贝聿铭生平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委托，使他一举成名，也是其承前启后的一个作品，我每每从波士顿的海边经过从外部看到这幢建筑。它并非像我们经常说的“浑然一体”，而是每个立面的造型和手法都不太一样，似乎预示着未来贝聿铭多面和复杂的特点。

中央火车站方案，纽约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方案。即使它最终没有实现，但看到它的人都会惊讶贝为何会做出这种近乎妖娆的方案——在方盒子和新古典统治的纽约中城。在五六十年代还没有电脑效果图的情况下，贝聿铭曾经做过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竞赛方案，和他的老师格罗皮乌斯同台竞争。它的名字“Hyperboloid”就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双曲线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了贝对于建筑结构超乎寻常的兴趣，而它的形象只是一种外部表象。

国家美术馆东馆，华盛顿

这座建筑的建造地在朗方（L’Enfant）规划中放射型的街区，形成特殊的三角形地段。经过多次推敲，贝先生得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决方案，让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平面的更是一个立体的构成，使得传统博物馆教科书式的建筑语言得以创新，不一定是“画廊”的单调类型——贝认为博物馆是他最喜欢的建筑委托类型。

苏州博物馆

▲  蔡小川 摄

在中国做博物馆建筑是复杂上的复杂。因为除了古今还有中外，中国历史城市中的文化建筑很难摆脱传统语言的影响，更不要说民居和公共建筑功能的本质冲突，但是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却呈现了“中而新，苏而新”的设计理念，也就是乍一看是本土建筑，细看又有创新。我使用过这个美术馆做展览，更加理解贝先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功能要求中取得平衡的难度。这种能力并不限于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不难看到，后来他在华盛顿设计的中国大使馆和伊斯兰博物馆，等等，都在探索类似的建筑传统形式、功能和当代室内空间感受的关系。

卢浮宫金字塔，巴黎

从这座贝最著名的建筑上，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经验的积累对他后来的设计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贝聿铭是一个非常善于把困难变成机会的建筑师，当时官方只要求贝聿铭做一个卢浮宫的扩建方案，但是他却提出了金字塔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构思，这个本质上是“救急”的老建筑衍生品不仅可以满足功能的需要，也可以为卢浮宫这样一个百年老店创新出新的增长点。这就是一个建筑师的智慧。

中国银行大厦，香港

你把这座大厦和它平庸的邻居放在一起观察的话，就会更加理解创新设计的意义。香港是一个资本优先的地方并且非常实际，另外，香港人讲究风水，认为这座建筑像是一把刀。中国银行大厦的造型是它的结构演绎的自然结果，可能隐约还可以看到中央火车站理念的变形，但是他是如何说服他那些充满疑虑的客户的呢？贝的成功同时显示了他的“不中国的”和“中国的”两面。

东海大学校园，台中

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建筑的时候，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些具体的、片断的东西，但往往细节构成的整体才是更有意义的，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就是你到底要一种怎样的生活？”贝先生是一个不太喜欢“说”的建筑师，但是，从他的建筑作品里仍能体现出他的某些气质或者倾向性。

东海大学，我见过最美的东亚大学校园之一，最为人所知的是草坪上的路思义教堂。这是贝聿铭和张肇康以及陈其宽一起设计的。这个教堂被认为是现代建筑在中国生根的标志之一，也许不能说是贝最成熟的作品。其实在我看来，被更多人忽略的，包括这个建筑在内的整体的校园，照片上不那么可见的和谐的总体环境，才是贝的气质的自然流露。

美秀美术馆，日本滋贺县

美秀美术馆，体现了一种更理想化的建筑诉求。贝先生用现代主义的语言去诠释东方的空间理想——“桃花源”。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建筑，其实，这所建筑的形象并不重要，甚至它的结构设计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一种更广义的“结构”，人们怎样通过建筑去观察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建筑师怎么处理自己与业主的关系，怎么处理自己作品与环境的关系。

这个建筑建在滋贺县非常偏远的地方，进入馆内前有一段必须步行的路程，贝先生就是要你有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这张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或许就是贝先生希望这座建筑被看到的样子，同时我猜测，这也是贝老很欣赏的一种建筑的境界。

黄文菁

从一楼仰望十楼的大师

我曾经在贝先生创立的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工作了七年，所以与其讲建筑，不如聊聊我心中的贝先生。

我在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工作的时候，虽然贝先生已经退休，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从实践中脱离出来，事务所的十楼仍旧保留着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只是偶尔露面，而且我和多数设计师是在一楼工作，但空气中仿佛仍然弥散着他的影响，无处不在。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年，当我回头梳理那些年的时候，仍旧能隐约感受到他的积极影响。

▲《百年贝聿铭》书影，三联生活书店2019年8月版

前几天贝先生离世后，我跟贝先生七十多年的合伙人Henry Cobb（我们在办公室里和私下里都称他为Harry）通邮件，告诉Harry我重新读了他在贝先生5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祝酒辞（这篇祝酒辞在贝先生10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又被再次献给他）。Harry回信说，即使在这悲伤的时刻，他也为过去70多年的生涯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位挚友和良师而感到开心。（Even at this moment of sadness, I rejoice in a friendship that immeasurably enriched my life across seven decades.）Harry的那篇祝酒辞里有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一个优秀的人身边会吸引一批优秀的人。

今天，关于贝先生，我想要简单地分享三点。

首先是文化的自信力，在这里，我故意加了一个“力”字，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很透彻的力量，能偶超越某种单一文化的精神气质。从他一生的建筑实践，你可以看到，建筑师可以是世界的，而这并不是凌驾与当地文化之上。优秀的建筑师可以以一种开放且谦逊敏感的心态，捕捉到他的任务所在地的文化背景及其精髓，即便这种文化原本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另一方面，贝先生从未逃避过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从贝先生身上你可以看到能力所带来的自信，以及对本族文化的自信。他和Zeckendorf一起做事的时候，那些都市更新的大案子，这两个人都很exotic，格外受到媒体的关注，媒体上会提到Zeckendorf and his China man，而他们做的事情大胆并充满英雄主义的理想，贝的设计和他处事的气场及态度，让人们折服，他好像很少收到歧视的干扰。

他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是美国出生，但都是中文命名。一个小小的例子，事务所做的模型底盘都是圆形的，放在可以旋转的lazy susan上，像中式桌子上可以旋转的中央圆盘。

另外，即便长久生活在国外，他仍保有传统中国生活的仪式感，比如事务所接待台上一直都放一束非常精美的插花，据说，肯尼迪夫人当年选中贝先生作为“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师，跟这些很讲究的细节有不少关系。

第二点是贝先生的坚忍与柔韧。

前面提到的肯尼迪图书馆，从贝先生得到项目委托，到项目落成，大概经历了长达15年的时间。在波士顿这个非常民主的地方建大型的公共项目是非常有挑战的。这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当地人的抗议，项目碰到了数不清的困难，包括选址不得不发生变化等等，没有坚忍的精神，一般建筑师的斗志早就被消磨殆尽了。但是事务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可能是70年代中期的波士顿汉考克大楼的设计项目。贝先生当时忙于国家美术馆东馆的项目，Henry Cobb领导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施工期间却出现了严重问题，玻璃幕墙单元纷纷脱落，这成了当时的一大丑闻，也让事务所差一点破产。好在问题最后妥善解决，大厦最终安全建成，成为了波士顿的地标，Cobb也因此开始为人所知。这个阶段，帮助事务所度过难关的正是贝先生负责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但事务所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此失掉了许多美国国内的项目，于是事务所转向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这种种经历，如果没有坚韧的心性，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大家可能读过贝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一样，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这句话显然对事务所的几位合伙人影响都非常大。我在实际的工作中，曾和Harry老先生一起面对一个强势的甲方，Harry当时表现得很克制。事后他对我说，贝先生曾跟他说，如果你有竹子这种草的柔韧性，大风吹过，你弯弯腰它就过去了，否则你很可能被吹折了。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贝先生的精致和极致。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西服永远是从香港订制，每天穿着一丝不苟，他的说话方式也很讲究。关于极致，是指把建筑实践这件事儿做到极致，尤其是两个方面：城市尺度的大改变，和建筑作为手工艺这件事儿，细节至关重要。事务所负责管理的合伙人Eason Leonard曾经说，对细节和对工艺的极度追求，把事务所的实践变得极度困难，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修改设计，总是在不停地尝试做得更好，当然这会很影响经济效益。然后，要把设计做到极致，应该是没有捷径的。

不得不说，人在年轻时候受到的一些影响，会潜移默化地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回顾让我切实感觉到了这一点。

李菁《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

我心中的贝聿铭

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怀念贝聿铭？我认为，或许大家认为他是不可超越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跨越了东西方文化，又因为比较喜欢中国历史，常常从古典故事里汲取灵感呈现在作品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很好地搭建了历史和现在，另外，他还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建筑是，一位有造诣的建筑大师。

如今，我们谈论贝聿铭，更多地是聚焦在他生平的成就上，但是当我们回望他的成名之路时，就会发现那是一个特别有内涵的过程。

贝聿铭18岁去的美国，在此之前，他完全是扎根在中国文化之中的，他出生在上流社会的一个大家庭里，这样的家庭背景给了他很好的帮助，比如当年聿铭留学的第一站是宾大的建筑系，但是这个系要求扎实的美术功底，这不是贝聿铭所擅长的，于是他便转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家庭给了他很好的支持，但是并不是所有富二代都能成为他这样的人，可以说，贝聿铭是少数能充分利用出身优势获得成功的。

▲贝聿铭的儿子贝建中（右）和贝礼中 于楚众 摄

贝聿铭的大师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正如前面两位老师所说，最开始，毕业后的贝聿铭做的是纯商业建筑师，这段经历给了他很好的锻炼，让他学会如何平衡各方关系，实现建筑的最优方案。他的儿子也曾说，贝聿铭是一位什么都懂的建筑师。

虽然贝聿铭一直生活在美国，但是他的家中却一直保持着传统中国大家庭的修养。这样的修养也时时刻刻呈现在贝聿铭身上。贝的个子不是很高，但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即便他和高大威猛的地产开发商威廉柴根道夫站在一起，他的气场也绝对不亚于对方。

最后，我想说的是，贝聿铭的夫人在他成名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承受和牺牲了很多。我采访贝聿铭小儿子贝礼中的时候，曾问他说能否讲讲母亲的事情。然后，贝礼中就很真诚地说道，非常感谢我能够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很优秀的女性，但是在那些年代，她为了父亲牺牲了很多。贝聿铭的夫人是哈佛学园艺设计出身的，家世非常好，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总是说，她是一个永远都腰板挺直的女性。当时，贝礼中在谈及母亲的时候，非常动情，我能感受到他眼睛里闪烁的泪光。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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