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史题材电视剧的集中播出，其中《百炼成钢》可谓独树一帜。该剧以匠心的创意，多年未见的电视剧诗化语态、抒情性风格、表现性美学和史诗性追求等令人耳目一新。在运用史诗性手法对革命年代剧创作的过程中，只有让“史”与“诗”、“人”与“事”、抒情性与叙事性等有机结合，做到“史”中有“诗”、“诗”中见“史”，才能让革命年代剧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陈旭光  潘国辉 / 文

（作者陈旭光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潘国辉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史题材电视剧的集中播出成为一个突出的中国特色现象。

在这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态势下，《百炼成钢》可谓独树一帜。该电视剧以其匠心的创意，多年未见的电视剧诗化语态、抒情性风格、表现性美学和史诗性追求等令人耳目一新。

从近期播出的党史题材影视剧表现的历史年代来看，大多是截取某一时段进行故事化的演绎再现，如《中流击水》聚焦1919年—1928年、《光荣与梦想》聚焦1919年—1954年、《觉醒年代》聚焦1915年—1921年、《大浪淘沙》聚焦1919年—1945年，《百炼成钢》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其表现的历史跨越百年，即以1921年建党至今的一百年时间轴为叙事脉络，对百年党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宏观表达，几乎可以说是向观众呈现了一本形象化、抒情性的“共产党通史”。当然，准确地说，因其诗化叙事的特征，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抒情史诗”。

笔者曾在多年前论述《建国大业》时论及其“创意制胜”。影片把主题的宏大、场景的壮阔、演员阵容的视觉性等融为一体，刷新了当时的票房纪录，实现了票房与口碑双赢，开创了中国电影从主旋律到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路径。

不能不说，《建国大业》是开风气之先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心灵历险、“创意”实践。今天的《百炼成钢》也与此相似。

作为众多党史题材电视剧中跨越时间最长、空间最开阔的一部史诗剧，该剧呈现了浪漫主义的诗化风格，不是重在故事性和戏剧冲突性，而是重在表现历史真实，再现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事件之余，也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营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精美细节，从而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观众之间实现情感共振。

《百炼成钢》剧照，下同

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诗化”风格，是中国极为重要的艺术精神表现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诗言志”和“诗缘情”的理论。“言志”和“缘情”在中国传统文学群落中水乳交融，有机结合，后来逐渐演变成为艺术创作中一种重要的美学追求和风格表现。这种艺术品格，使得《百炼成钢》呈现着“诗言志”的价值诉求以及“诗缘情”的抒情意味。

首先，《百炼成钢》在剧情中融入了大量的诗词和歌词。创作者按照百年历史的重大节点，穿插诗词创作、歌曲传唱与创作情境段落形成八个有机联结的故事版块，以此绘成了建党百年的画卷。该剧的时间跨度从1921年到2021年共一百年，由《国际歌》《万里长征》《黄河在咆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歌唱祖国》《为希望祝酒》《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八首经典歌曲串联起党的辉煌历程。可以说，百年来关于党的事件和人物浩如烟海，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讲述党的每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多历史性的事件只能进行一种点到为止、以点带面的叙述。而诗歌是最为凝练浓缩的艺术，又有着概括性、形象性、象征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该剧剧情的补充，弥补了宏大全景叙事下细节呈现不足的弱点，使得诗歌内容和影像故事形成互文，并成为互相阐释的文本。这种把观众熟悉的历史和人物重新用独特的音乐化语言、抒情性表现手法进行重述的表达方式，让党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和生机，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跨文类、跨媒介融合互渗的有效再生产。

另外，该剧在镜头的使用上也呈现了一种诗化的风格。《百炼成钢》这部剧打破了电影叙事常用的远景系列景别和电视叙事常用的近景系列景别，大胆使用诸多的远景去呈现交待场景空间和人物关系，呈现出一种诗化的气质。《七律·长征》这首家喻户晓的诗篇是毛泽东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创作完成。伴随着词句，大远景下的雪山、草地尽显在观众眼前，诗词和画面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再现了红军艰难的长征历程，使得该剧呈现出了某种类似于电视散文的气息。另外，在该剧中还呈现了大量的长镜头。长镜头作为影视作品中还原真实事件、表达创作者风格的一种常见的叙事手段，有着纪实性、连续性、多义性等美学特征，能够在舒缓的节奏中展示丰富的空间和流动的影像。在该剧中，尤其是在战争戏份中，创作者综合运用推、拉、摇、移、跟、升、降等运动长镜头，将惨烈的战争真实地还原给观众，使得战争叙事和视听效果变得真实可信。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党史叙事落入俗套，在镜头处理上，该剧多次进行写意处理，赋予了该剧浪漫主义气息。在该剧中，摄影多次采用侧光、逆光来表现人物从而实现写意的风格。例如，在长征的途中，少共国际师战士朱勇牺牲的时候说到：“我比之前牺牲的同志要好多了，他们走的时候……前途黑漆漆一片，现在，咱们怎么着也有一点光亮了……红军要有希望了……这光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照亮整个世界……”此时，画面出现了透过窗户照进来的一束强光，这光便是希望之光。另外，当《少共国际师》画报主编马胜牺牲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沾满鲜血的画报从他的身体上飘起，伴着悠扬的哼唱，跨越高山一直飘向远方。这份画报将少共国际师为了革命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精神传递，传递给一个个革命者和后来者。毫无疑问，这种近似于浪漫主义的写意手法消解了悲痛、失败和牺牲带来的压抑感，使得宏大严肃的党史叙事变得极为浪漫动人。

可以说，这种诗与歌的融合与传唱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内涵呈现出来，赋予了影片别样的史诗性。作为革命年代剧要呈现史，必须坚持真实地去叙述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事实必须真实。但是由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纷繁复杂，很多革命年代剧往往采用宏大全景式的叙事手法，所以，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百炼成钢》用百天的创作历程讲述了百年的故事，可谓是一种对历史的大跨越再现，必须处理好大历史与小人物、小事件、小细节的关系问题。显然，在历史的艺术化再现和还原的过程中，许多事件的细节以及人物是不可能做到一五一十地还原，艺术的虚构和想象难以避免也是允许的。

因此,在革命历史剧创作过程中,除了再现历史上被记载的人物之外，创作者还应该依靠历史思维将史料不详的事件和人物表现出来，普通战士、工人和农民都有着巨大的挖掘价值。《百炼成钢》整部剧在以民族英雄和国家领袖作为作品的主要人物的同时，还关注革命中的“小人物”，该剧重点呈现了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共国际师战士马胜、杜春风、朱勇等人，他们不怕牺牲地书写着“长征精神”；还有为了寻找丈夫前往东北、性格火辣的春苗，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后备力量”。所以，该剧从“小人物”出发去再现历史，让历史有了深切的厚重感，使得整部剧充满了史诗色彩。

这与电影《建军大业》特别尊重建军时期先辈军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的历史事实，极力表现我军早期将领们的勃勃少年英气的创作匠心颇为相似。

一定程度上，史诗性是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剧尤其是历史“年代剧”所应追求的重要美学品格。对于红色历史题材年代剧来说，民族精神、悲剧意蕴和反思意识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史诗性的重要标准。革命历史史诗题材的年代剧想要获得史诗品格，必须在对历史再现的过程中深入到作品，将不可避免的悲剧叙事升华为一种悲剧意蕴，从而有效地去传达民族精神，并从这样的精神中去提炼，从悲剧中去反思，从经验中去总结，使得整个作品由悲剧反思上升到历史反思的层面，从而不断呈现出新的思辨内涵。所以，《百炼成钢》以“牺牲”故事诠释“淬炼”历程，通过对大量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牺牲的悲剧性呈现，构建出了个人/小家和大家/大国为一体的民族价值观，让观众感知历史、铭记历史，感受到革命的艰辛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体味到我们伟大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诚然，《百炼成钢》之所以可以诗化叙事，进行抒情性史诗追求，与广大观众对这段历史的熟悉，与这段时间颇多党史题材影视剧的面世密切相关。观众对党史的熟悉，奠定了他们的“前理解”和“先结构”，即观众的某种期待视野。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优势，因为创作者不用对历史进行很详细的交待，观众也能看懂。因此《百炼成钢》才能在40集的有限篇幅内进行跨越、跳跃的叙事，从而把最精彩、最华章的内容让观众重温。

就此而言，《百炼成钢》既是一种创意性十足，具有创新价值的艺术探索，也是一种走钢丝式的“探险”。在运用史诗性手法对革命年代剧创作的过程中，既不能唯“史”、唯“事”，拘泥于真实历史事件；又不能唯“诗”、唯“情”，过度抒情写意而过于虚化史实，只有让“史”与“诗”、“人”与“事”、抒情性与叙事性等有机结合，做到“史”中有“诗”、“诗”中见“史”，才能让革命年代剧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