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魔女传》中的范冰冰。从《赵氏孤儿》《大唐芙蓉园》到《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武媚娘传奇》，范冰冰近年来的古装女强人形象，一以贯之的肢体语言与行动，配合着她程式化的台词，角色同质化严重。

张璐璐

从《还珠格格》里的“丫鬟”金锁到现在娱乐圈人人称呼的“范爷”，范冰冰用了近20年的时间，蜕变成为圈里炙手可热的国内一线女星，更是连续多年霸占福布斯名人排行榜的冠军席位。不管你如何认同她的身份———毯星、花瓶、明星，抑或是演员，范冰冰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范本。

很长的一段时间，范冰冰的标签都是“有史以来最红的丫鬟”。为了证明自己，又或者是公司的安排，范冰冰开始接演大量的公主、郡主等一类的角色，试图摆脱她家喻户晓的“丫鬟”定位，诸如《少年包青天2》与《河东狮吼》里的郡主形象、《婀娜公主》与《四大名捕震关东》里的公主形象。随后，她也不满于郡主或是公主的头衔，到近年来，她已演遍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名的女性形象：《赵氏孤儿》　里赵武的母亲庄姬、《大唐芙蓉园》与《王朝的女人·杨贵妃》里的杨贵妃等等。这些角色无一例外都在复制着既脆弱又美丽、从单一而毫无变化的表情，再到逐渐黑化击倒所有“敌人”的古装女强人形象。一以贯之的肢体语言与行动，配合着她程式化的台词，范冰冰的表演在这些影视剧作品中一直被众人诟病。角色同质化严重，加上作品本身的品质一般，她在影视剧里的表演完全陷入了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之中。

之后，要说范冰冰的演技被世人所看到，不得不提的就是冯小刚在2003年执导的电影《手机》。在这部作品中，范冰冰饰演　了　一个颇受争议的角色———武月。不知是因为范冰冰本人在那一时期舆论中的形象使然，还是其与对手葛优“遇强则强”的化学效应，范冰冰演出了这个漂亮妖冶且不择手段的女人所具有的韵味，并让她拿到了第2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在那个时候，由于这一角色大胆前卫，范冰冰在大众印象中成为了一个欲望的符号。尽管如此，冯小刚还是将范冰冰从低谷里拉了出来。

如果说冯小刚是她的贵人，那么李玉则是彻底挖掘出其演技的福星。也许是女人更懂得女人的情感体验，也更能走进女性的内心深处，李玉捕捉到了范冰冰特有的女性化气质：脆弱却顽强，偏执中爆发。于是，在描写小人物生活窘态的《观音山》中，范冰冰饰演了一位为爱迷茫的酒吧女歌手南风：敢爬火车、敢卧轨嬉戏、敢拿酒瓶砸脑袋。这个叛逆不羁的女性形象一改往日里乖巧温顺亦或是妖冶靓丽的大众印象，更是将她个人情感的爆发力表露无遗，就连与之对戏的张艾嘉都表示范冰冰在这部影片中的爆发力有目共睹。在表演上，她没用过多的语言，更多的是一种沉默，更像是一种本色出演。凭借这一角色，她拿到了第一座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杯，此后的《二次曝光》更是凸显了她对于这一类性格爆发型特质角色的把握。

当然，一名优秀的演员总是会想去挑战各式各样的角色，没有突破，演员的生涯也会随之平凡。不过，在范冰冰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她接连演了多部有话题性，但是仍被质疑演技的角色，诸如《一夜惊喜》《绝地逃亡》以及《爵迹》。这些影片中的角色表演大多毫无突破，表情与动作僵化单一，甚至表现得较为浮夸。

终于，她等到了《我不是潘金莲》，这似乎成为了她演艺事业的另一个转折。

作为范冰冰的贵人，冯小刚又再一次把握住了范冰冰的另一种特质。在影片中，她摇身一变成了村妇。《我不是潘金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相比较巩俐的表演，还是不难发现，范冰冰的村妇形象除了外表与服饰上的土气，更多的是一种为了表演而表演的直观呈现，与巩俐饰演的村妇所具备的浑然天成的土气与倔强相差较远。然而，这无疑是一种突破：一直被看做是东方美女典范的范冰冰，脱去了光鲜亮丽的明星衣冠，化身成为一名土里土气的村妇，已然超越了大众既有的对范冰冰的印象。配以其现学现卖的方言，在与一大波实力强劲的演技派男演员的对手戏中，她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角色的塑造。

但是，再去横向比较其他女演员饰演的村妇形象，我们会发现这一角色并不尽如人意，比如《美丽的大脚》里倪萍饰演的乡村女教师，其身上带有浓郁的西部村妇的品性，尤其是突出的方言对白，毫无违和感；《亲爱的》中赵薇扮演的被丈夫欺骗失去孩子，却不甘心向命运屈服的农村母亲，安徽地道的方言加上身为人母的切身体验，令人动容。那么，范冰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管她做什么样的装扮，穿什么样的衣服，依旧难掩的是她骨子里都市女性气质。

换句话说，每一个演员都有他们最适合的类型，本色出演更为自然出彩。

尽管演技方面与这一类型的村妇形象的表现仍旧有一定距离，范冰冰还是凭借这一角色斩获了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演技奖项，从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再到金鸡奖，但也只能说是在这一时期内，范冰冰演技的一次具有创意的突破，这无疑与冯小刚本人在这部影片中采取方形与圆形构图的创意性观念不谋而合。

不可否认的是，范冰冰确实一直试图在表演上寻求进步，接受演技方面的挑战，这也是作为一名漂亮的女演员很难做到的品质。与此同时，她非常懂得推销自己，适时地出现在大众媒体面前，借参加真人秀展现自我。正是深谙此道，电影《空天猎》中，范冰冰完全是把个人的情感表达付诸到了对于影片的行销之中。她在影片中扮演女飞行员赵亚莉，并与李晨饰演的男主角吴迪展开了一段从军校开始的青涩美好的爱情。可以说，这一角色就是演的她自己，甚至不排除的是，她借用这一噱头变相地对这部自己未婚夫的首部影片进行了宣传，故而不少人把这部作品看成是范冰冰与李晨秀恩爱的银幕大作。所谓“人红是非多”，也是这个意思。暂且抛开这部影片的质量不提，范冰冰在这部戏中的表演算得上是中规中矩，既无突破也无槽点，活脱脱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表达搬上了大银幕。也就是说，这一角色本身不过就是刻意加之的情感线索，最后在影片接近尾声通过慢镜头强化女主角以为自己失去所爱后的遗憾之感，是一种强加的“英雄配美人”的套路化演绎。

在很多人眼中，太漂亮的明星大多只会借助绯闻炒作博眼球，更别说是有演技。就连好莱坞也一样，帅哥美女是很难拿到奥斯卡等奖项的认可的，于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开始增肥、不修妆容、邋遢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最终凭借《荒野猎人》里与棕熊博弈存活下来的父亲形象拿到了他的第一座小金人。对女明星，尤其是漂亮的女明星来说，扮丑更是成了展现自己演技的一种手段，但不是所有的扮丑都可以通过夸张的演绎、标新立异地成就表演。面对大众消费的热潮，不管你在综艺娱乐节目　中如何风生水起，或是靠炒作博眼球，想要成为一名被认可演技的演员，没有扎实的作品终究无法站住脚。真正的演员需要碰到适合自己的角色与懂得自己表现方式的导演，更需要通过不同的生活体验的积淀以及不断磨砺的表演技巧。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学在读博士生)

记者：两位高人气演员的参演反而拖了影片的“后腿”，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明星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厉震林：在传统的表演文化中，明星的生命见于舞台。舞台维系着明星的身份，也承接着观众的情感。登上舞台，从演员进入角色，从真实转为虚幻，这是舞台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的产生则需要演员平日里的苦功、后台的装扮。最初观众对明星的认知是通过角色，因此，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是演员塑造的一个角色。

但是，明星的日益走红促使媒体及观众对明星的关注从台上转移到台下，从剧场内转移到剧场外。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社交网络的兴起，明星的神秘感逐渐消失。比如，在微博上开通私人账号的明星通过与粉丝互动、转发推送自己的生活琐碎，将自己的日常与大众分享，塑造亲近感，以此与粉丝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赢得口碑，而这正是明星事业发展的筹码。按照传统的表演文化认知，明星的生活琐碎都是观众看不到的“后台”，甚至也决不允许观众看到。因为“后台”代表了一种未完成的混乱、筹备中的无序，所以，“后台”往往是怕人看到的状态。近几年，电影界一个颇耐各种玩味的现象，就是电影明星“真人秀”的蔚为壮观。“真人秀”节目不仅将处于“后台”状态下的明星开放给观众看，而且夸张地放大了“后台”状态。可以说，观众通过“真人秀”看到了更生活化的明星。

孙佳山：明星“人设”的出现是粉丝文化的产物，尤其是经过移动互联网的媒介杠杆效应的撬动，其背后的海量粉丝的文化娱乐需求被最大程度地释放。与这种偶像意义上的明星“人设”直接对应的，是传统明星的“角色”，两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时代性变迁。因为传统明星的个人形象，基本上被限定在他们所出演的影视作品的“角色”中，在相当程度上，传统明星的个人形象只是其“角色”的附属品。而“人设”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传统明星的“角色”与个人形象之间的上下位关系，经过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浪潮的放大，“人设”已经高度日常化，明星的个人形象建构和塑造，已经逐渐超脱出传统明星意义上的“角色”的限制，呈现出非常大的独立性，也打破了传统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

当然，这种“独立性”受惠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红利。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剧烈媒介迭代，当代明星的舞台已经由传统的电影、电视剧拓展到了电视综艺、网络综艺、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甚至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等众多文娱门类当中，有了极大的进退、伸缩的余地，这也是“人设”能够从“角色”中挣脱出来的最根本原因。今天的粉丝可以直接与明星通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实时互动，甚至直接参与到当代明星形象的建构和塑造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中。

记者：当真人秀综艺、网络社交平台成为明星的重要舞台，这样的改变会给文化娱乐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厉震林：毫无疑问，明星的“真人秀”现象以及泛真人秀现象，给表演文化生态带来了或显或隐的“微妙”影响。明星的“真人秀”，既秀“审美”，更秀“审丑”“审怪”。它不同于明星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审丑”“审怪”角色塑造，由于“真人秀”是“半真人”、“半角色”表演，“审丑”“审怪”也就与电影明星真人的智商和情商甚至人格状态关联，不同程度上也就容易“修正”或者“撬动”观众对于明星的情感以及形象认知，从而扩散到以后观影选择的态度。因此，电影明星在“真人秀”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形象“损亏”的风险。

比如，观众喜爱黄渤电影中的角色多是幽默搞笑的形象，可是在《极限挑战》节目中，为了达到更戏剧化的节目效果，节目组希望黄渤的“秀”更加突出一些，所以，观众看到黄渤在某一期完成节目组交代的快递任务时“摔箱子”“骂脏话”。这虽然达到了节目组预期的效果，吸引观众眼球，引发网友热议，但是，这一行为却对黄渤的明星形象带来损害。在另一档综艺节目《一年级·大学季》，佟大为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为了节目的高收视率损害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明星形象。究其原因，首先，明星人格“商品化”是明星作为“消费的偶像”的必然，“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就是“真人”，而“真人”的看点是人性和人格。其次，“真人秀”这种节目形态给观众带来的是“去角色”观看，即观众观看的就是黄渤本人、佟大为本人，观看的是明星本人的喜怒哀乐，然而，真人秀节目的狡猾之处就在于以角色扮演骗取“去角色”观看。

许多明星的“真人秀”节目都是日播栏目，“轰炸”似地与观众见面，“知名度”“洋溢”或者“飙升”到老幼皆知，但是，“曝光度”过高也会产生“逆反”心理，产生了“太熟”而无新鲜感的“溢出”效应，也会波及到观众对于明星以后影视作品的无吸引力或者无趣味性，审美缺乏距离，演员形象“透支”的问题或早或晚会出现。青年演员过多涉猎“闹猛”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在心态上容易“飘浮”起来，而影响到“心静”地进入影视角色的咀嚼、体悟和创造，从而牵涉到表演的整体品质，甚至导致流于表层的喜剧风格的表演泛滥。

孙佳山：今年以来，从歌手薛之谦的婚姻丑闻，鹿晗、关晓彤谈恋爱事件，以及《空天猎》票房不佳，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星形象、舞台发生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歌手薛之谦除了唱歌之外，受到社会一定程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其参与了几档颇受欢迎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再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长期的形象塑造，使得其在并没有太过成功的歌曲和影视作品的情况下，依然拥有了较好的“人设”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旦其实际生活与“人设”所呈现出现的形象相悖，自然就陷入到了新媒体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鹿晗这些典型的偶像意义上的粉丝明星，有着不同于传统高高在上的明星与追星族的被仰视 仰视关系，他们与其粉丝之间有着更为平等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粉丝是建构和塑造他们形象的根本力量，这就是成千上万的粉丝在听闻鹿晗、关晓彤谈恋爱消息之后拍案而起的原因所在———这在既往的任何认识结构中都得不到合理的阐释。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海量粉丝的巨大能量，在这个年代能够让微博这种巨无霸互联网公司服务器宕机的事件其实屈指可数，其效果甚至可以媲美一场黑客攻击。

今天，从“角色”到“人设”，变迁中的影像伦理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电视，或者文化娱乐工业的内部问题，这也是我们观察今天社会发展趋向的一个有力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