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比经典剧场版“缩水”百余人的演出阵容，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舞美水准，这是上海歌剧院《国之当歌》在云南巡演收官站的原景。丽江古城文化中心内，碍于老旧的舞台设施和有限的巡演人数，这一版的《国之当歌》被剧组戏称为“裸演”。可就是这番简化的“小打小闹”，却收获了意料之外的热烈反响。

从严格意义论，《国之当歌》并非歌剧，而是音乐剧或更像轻歌剧。当上海歌剧院8月25日完成云南5地7场巡演，《国之当歌》对于中国音乐剧乃至歌剧却具有独特的创作启迪。为何一部诞生于上海的作品会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一票难求？为何大刀阔斧割舍去舞美声光电的演出仍可风起云涌？揭开答案，些微启示便也呼之欲出——中国原创歌剧，选择小而精的现实题材未尝不可。

聂耳故乡演绎《国之当歌》

舞台艺术，大千世界皆可入戏。但中国原创歌剧该选取怎样的题材，过去20年争论不休。中国音乐学院海归男中音歌唱家马金泉就曾诘问：莫扎特歌剧由“理发师”“女仆人”做主角；比才歌剧男女一号分饰“下士”与“女工”；普契尼写过“绣花女”，无一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再观早期的中国民族歌剧，其重要人物亦是浑身散发泥土芬芳的喜儿、珊妹、韩英与红霞。但新世纪以来，大家却直奔圣人、名姬、大功臣等“古人”而去。

现在，《国之当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由于该剧以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为故事梗概，而人民音乐家的故乡恰好在云南，因此云南人民对聂耳故事的津津乐道、对其作品的信手拈来，都让他们对《国之当歌》生出天然的亲近感。云南的7场演出外加3次街头快闪，剧组有共识，那里的舞台堪称国内最热；媒体也有直感，云南的观众看完“聂耳”最有倾诉欲。

在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国之当歌》创作者李瑞祥看来，就像早年间口口传唱《北风吹》，处处可闻《洪湖水》，家家齐咏《红梅赞》那样，在普罗大众心目中，这些旋律所以深入人心，多半在于“它们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能通过歌剧向时代中的人致敬”。现在《国之当歌》献演于最熟知聂耳的家乡人民面前，题材的现实感为云南观众与西洋音乐拉近了距离。

舞美精简无碍于艺术性彰显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典音乐样本，歌剧在中国的落地之旅是从“描红”开始的。于是，西洋歌剧经典范本，中国制作便亦步亦趋，舞美要庞然，服装道具要惊艳，动辄大制作、大场面、大气派，无论艺术上多么捉襟见肘、苍白稀薄，一个“大”字，足以成为豪华版雄踞傲世的资本。

但与歌剧已在西方生根400多年不同，中国歌剧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孩童，尚有个关键性难题未曾破解——习惯了“四声”的中国观众，听不惯那些“古怪而别扭”的宣叙调，如何让独特的中文融入西方音乐样式，实在是条迷雾重重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寻到出口前，任何中国原创歌剧都不啻为一场实验。是不计一切斥巨资华丽冒险，还是先对歌剧的核心音乐与剧本进行打磨，这是摆在中国原创歌剧面前的选择。

在音乐理论家居其宏的观点中，舞美过度渲染化不仅让中国原创歌剧落入浪费资金的歧路，还会引来淡化歌剧内涵、过分突出外在效果的弊病，“现在各地的原创歌剧为了推陈出新，舞美设计常常为改造舞台而挖空心思。一时间写实的、写意的、LED等手段一哄而上，全然不顾音乐性与观众的反响。回顾历史，当年的法国大歌剧就是以大舞美制作为时尚，但最终被更为注重音乐内心表现的意大利歌剧所取代。如今，我们是否在重蹈覆辙？”

从这一层面，《国之当歌》在云南的精简版呈现亦提供了佐证——再朴实无华的舞美，也不妨碍尾声时观众全体起立与演员共唱国歌，那激情震撼的场面是任何空洞说教都无法抵达的，也是绝不依赖于虚浮外表的内心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