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我们的踟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只要是敏感的读者，就不难发现，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文坛出现过一批文体界定比较模糊、体量不那么庞大的长篇小说。以长篇小说为唯一奖励对象的茅盾文学奖明确规定，只有那些字数达到13万字以上的作品方才有资格申报该奖项。这就意味着，13万字成为了长篇小说的字数底线。只有满足了字数13万这个条件的作品，方才可以被看做是长篇小说。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是，尽管茅奖关于作品字数有着明确的规定，但看一看那些实际上的获奖作品，除极个别作品比如古华的　《芙蓉镇》　之外，其字数都在20万字以上，张炜的《你在高原》　字数甚至多达450万字。由此可见，在文学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中，一部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长篇小说，其字数怎么也该在20万字以上。

但近些年来，客观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篇幅字数看起来比较“尴尬”的小说。这些作品字数约在10万至13万字间上下浮动。如果13万字以上才可以被界定为长篇小说，那么，这些不足13万字作品的文体归属自然也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继续把这些作品归之于中篇小说，肯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体量明显小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却又大大超过了中篇小说的体量要求。如此篇幅字数均比较尴尬的小说作品，恐怕也就只能够被称之为“小长篇”了。或许正是在如此背景下，《中国作家》　杂志才会在2015年第10期公开打出“小长篇”旗帜，并集中推出张好好　《禾木》　与李燕蓉　《出口》　这两部作品。

那么，究竟何谓“小长篇”呢?“小长篇”与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笔者认为，假若承认“小长篇”的确是有别于传统厚重性大部头长篇小说的新型长篇小说文体，那么，自然也就需要进一步思考界定这一新型文体带有鲜明独立性的美学品格。我在这里尝试着给出与“小长篇”密切相关的四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深刻、片断、轻逸以及迅捷。

假若我们承认“小长篇”这一概念可以成立，并且进一步认为“深刻、片断、轻逸以及迅捷”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小长篇”的显著特征所在，那么弋舟　《我们的踟蹰》，很显然也具备了上述四方面美学特征。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包括　《等深》　《而黑夜已至》　《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在内的　《刘晓东》　三部曲。虽只是中篇，但作家企图精准捕捉表现时代精神本质的艺术野心，却还是在其中得到了很好实现。

到了　《我们的踟蹰》　这部“小长篇”中，弋舟一样企图对当下时代或某一侧面的精神本质进行艺术测度与表现。就此而言，《我们的踟蹰》　精神叙事特质的具备，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种存在。弋舟的写作当然来自于他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与呈现，他的灵感与中国古代汉乐府民歌　《陌上桑》　之间影响密切，或者，干脆就是　《陌上桑》　中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这一传世名句从根本上触动并召唤着作家的写作。

按照通常意义上理解，《陌上桑》　意在赞美女主人公秦罗敷的坚贞与机智。当她面对来自于权贵阶层的“使君”的骚扰时，丝毫不为所动，还机智应对，以盛赞自己夫君才貌的方式回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因为她的坚贞与机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作为理想化女性形象而被传颂。但到了弋舟这里，却从古老篇章里翻出了新意。请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李选一边喝咖啡，一边想，如果一个女人，身后有着罗敷所形容出的那个夫君，她还会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吗?　当然不，起码被诱惑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又有几个女人会摊上这样的夫君呢?　罗敷就没有吧，李选想，这个古代女人其实是在自吹自擂，外强中干，用一个海市蜃楼般的丈夫抵挡汹涌的试探。”

必须看到，对于　《陌上桑》　的此种新解，既是属于人物李选的，更是属于作家弋舟的。此处的“踟蹰”，意在表现面对着不同“使君”，李选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犹疑与徘徊，不知道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的一种情感与精神困境。唯其如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将如何相爱?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本身便足以令人踟蹰。当我们将爱规定在‘这个时代’与‘沧桑男女’的前提之下，问题似乎便可以推翻，并置换成另一个更为严厉的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

就此一诘问的自觉艺术表达而言，弋舟的小说创作的确有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这一点，同样突出表现在中篇小说　《所有路的尽头》　中。虽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设定了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关键性情节，不断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实际上，包括　《等深》　《而黑夜已至》　《平行》　等作品，也都有着对于所谓“询唤结构”的熟练征用。

某种意义上，“询唤结构”似乎成了弋舟作品的一种标志性特质。《我们的踟蹰》　核心故事是一场车祸，这具有着突出的结构性意义，不仅使得几位主要人物李选、张立均、曾铖交集到一起，而且也把杨丽丽等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形象牵连交织到同一张命运之网中。与其说弋舟　《我们的踟蹰》　是爱情小说，反倒不如说是深入勘探表现时代精神存在状况的小说。爱情其表，精神其里。大约也正因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发出感慨:“同样结合着‘爱’的图景，正好比:一次次的挫败让男人女人成熟，也难免使得男人女人丧失爱的能力。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什么，使我们不再有磊落的爱意?　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死生契阔的深情?”依我愚见，这个被弋舟揪住不肯撒手的“什么”，很显然就是当下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状况。能够在一部篇幅有限的“小长篇”中，既充分描写李选、张立均以及曾铖之间的“踟蹰”状况，更能不无尖锐犀利触及背后潜隐着的时代与社会原因。可以说，借助于书中一处处细节，弋舟强化凸显了　《我们的踟蹰》　这部“小长篇”的精神叙事特质。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