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剧《热血长安》剧照。

官方微博刊出该剧第四集编剧的道歉信。

《热血长安》主动在视频网站上将第四集下架。图为网站截屏。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汪荔诚

不知何时起，声讨抄袭已成了影视圈的陈词滥调。陈词是因类似案例层出不穷，从年年见演变为月月闻。滥调只因，此类纠纷竟有相似调门：声讨时雷声大雨点小，口诛笔伐者多，对簿公堂者寡；拉锯战旷日持久，琼瑶诉于正案延宕了一年多，其他多数案例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拖着拖着没了下文；最恶劣且最离谱的，涉嫌抄袭一方普遍死鸭子嘴硬，认判决、认罚款，但偏不道歉，比如于正。

在此认知基础上，如果足够宽容，新近发生的抄袭纠纷大抵算得上泥石流里的一小股“清流”。网剧《热血长安》　剧组日前发布声明，承认该剧第四集抄袭网文作者“大风刮过”的小说　《张公案》，道歉的同时主动下架第四集，并与涉事编剧解约。从2月15日该剧上线，2月25日“大风刮过”经由微博发声指责抄袭，2月26日该剧官微表态会请版权专家余飞进行评估，直到3月10日鉴定结果出炉，剧组发布声明，全过程24天。对此结果，被侵权方“大风刮过”表示满意：“真爱每一丝纯善，赞扬每一份担当。”关注事件始末的编剧汪海林于叹息中略表欣慰：“抄袭本身是错，但这次的纠错过程算是个不错的示范。”

然而，业界绝不至于欢欣鼓舞。因为只要环顾四周便知，已被法院立案进入涉嫌抄袭诉讼程序的　《庶女有毒》仍在大卖，其改编影视剧《锦绣未央》毫发无伤地在视频网站上赚取点击量，网播量破百亿指日可待；闹出过侵权纷争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仅在营销战线、播出平台上红透半边天，其网文的官微“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吧”还在近日发文挑衅疑似被侵权一方；就连法院判定抄袭的《宫锁连城》，虽在多数网站下架，但预告、剪辑版、单人线索版等该剧的“变身”仍活跃在线。

执笔过　《重案六组》　的编剧余飞向记者叹道：“偶然机会，我代劳了一次侵权纠纷中的剧本比对工作，不成想一发不可收拾，生生把我从编剧逼成了版权鉴定专家。”在他看来，围绕剧本的版权纠纷愈演愈烈，“说严重些，这无异于人类自取灭亡。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艺术创造力、文学的感染力还在为我们守着最后一道防线，而抄袭恰是自毁创造力的重器。”余飞存的是远虑，但中国影视剧已有近忧———若放任那些IP剧的源头网文抄遍“四海八荒”，终将抄断国产剧的来生来世。

有人曾策划过“抄袭专题”，无奈事实罄竹难书

自媒体影视独舌的创始人李星文透露，他曾策划过一个网文抄袭的专题报道，让几位有大量阅读体验的记者先行摸底。反馈回来的作业让他心惊肉跳，单是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涉嫌抄袭的就有27人，其中不乏“大神”级写手。后来专题取消了，因为他们“实在不知怎样把或许需要几麻袋案卷才能说清的事，用一两篇报道说明白”。

难以说清道明，一来因为案例繁多，事实罄竹难书。近年来，单是公开报道过的纠纷就能列出一串：于正　《宫锁连城》　抄袭　《梅花烙》；《锦绣未央》原作《庶女有毒》涉嫌抄袭多部作品被告上法庭；郭敬明　《幻城》　涉嫌抄袭日本漫画　《圣传》，《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　《圈里圈外》；“唐七公子”《华胥引》　涉嫌抄袭　《明灭词》　《长安乱》等多部作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陷入过抄袭　《桃花债》　的纠纷；李亚玲《国色天香》　涉嫌抄袭　《不能动》，《花千骨》　涉嫌抄袭　《花开不记年》　等；“流潋紫”《后宫·甄嬛传》　涉嫌抄袭《斛珠夫人》　《寂寞空庭春欲晚》　《冷宫》　等20多部作品……

但更难说清的，是涉事剧本、原著小说抄了谁。“《宫锁连城》或《锦绣未央》被提上法律议程，因为原告站了出来，诉讼才有了起点。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侵权嫌疑，因为被侵权方本身未提出诉求，旁人再如何举证都无济于事。”

汪海林告诉记者，疑似被侵权方不愿公开叫板的原因不一而足，有些是原作题材敏感，怕事情闹开后受牵连，有些或许自身纯洁度不够，理不直气难壮。此话与余飞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近两年接手过10多次剧本比对的案例，但我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网文生产早已是汪洋大海，发现难，取证更难。有时遇上‘连环抄袭’，更使得原生作品迷失在了繁琐的证据链中。”

随意点开在线小说网站，循着“现代言情”“总裁文”“同人文”“玄幻”等标签，往往能拉出一长条面貌相似的书目，其中内容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雷同早已不是巧合。就像　《庶女有毒》　的案例，呈交法庭的证据涉及219部网文，书面材料摞起来高达1.5米。

抄袭软件、利益链条“助纣为虐”，谁都不是局外人

网文、IP文、影视剧本为何沦为抄袭的重灾区？

余飞认为成因复杂，但万千源头归于利益驱动，“为了被打赏、被置顶，不间断更新是网络写手的必由之路，日更万言的压迫式生产方式下，很难坚持原创；惑于商业逻辑，国内影视制作公司年产电视剧逾1.5万集，巨大的产量催逼着网文生产，基数大了，有问题的比重随之加大”。汪海林则指出，网络上有抄袭软件售卖，“有些软件能从茫茫网海里打捞出各种元素，东拼西凑出一段文字，大大降低了抄袭的时间成本”。

“文以载道”，一篇文章、一部书，除了技巧上的文字排布，还灌注了写作者独有的体悟与思索。可本因黑白分明的抵制抄袭为何无法执行到底？

编剧们不约而同指向“恶的示范”。2014年底，于正败诉，被判罚500万元赔款。他迅速地缴纳罚款，有评论指出“惩罚与获益相比，九牛一毛”。2013年，郭敬明抄袭案维持一审原判，但此后他每年都有新电影面世，即便作品难脱抄袭嫌疑，他也未曾失去市场和粉丝，顺利跻身“10亿元票房导演俱乐部”。还有此后被曝光的抄袭嫌疑剧，无论是投拍方、加盟演员、播出平台无一付出过重大代价，相反还有不少名利双收。更甚者，业界存在这样一种工作室，指导新编剧怎样有技巧地抄袭，怎样在抄袭中规避法律风险。

“抄得容易，罚得轻巧，加之播出平台拜倒在收视率、点击量的压力下，对抄袭无限量宽容，在这场‘助纣为虐’中，谁都不是局外人。”余飞说，抄袭的人不在乎，买卖版权的人不深究，播出平台不把关，看戏的观众也不当真，是非模糊才是最可怕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