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前作，诺兰在《敦刻尔克》里对悬疑、结构、情绪都做了减法。被评“神作”，恰是得益于他内敛的导演手法。图为该片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今天，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尔克》在国内公映了。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同类的电影，它与所有名声卓著的战争片不同，更与导演的前作不同。

以敦刻尔克事件在战争史上的重要性，理应被拍过许多次，但事实上，它在电影里出现的概率远比想象中小得多。于好莱坞，那场事件发生在美国参与前，满足不了美式英雄主义的热血。于电影创作者，它又不太像合格的战争，过分安静，除了无边等待，只有时而袭来的空中战机。所以，当诺兰宣布他新片的主题时，舆论一分为二。一边说：“哦，那是他们英国人的主旋律，诺兰再合适不过。”另一边不断嘀咕：“爱玩悬疑、爱弄结构的诺兰，他甘愿平铺直叙一段历史吗？”

国内的点映场和零点场过后，分歧依然存在。只是，完全相左的意见里，有一条是确定的———《敦刻尔克》也是导演诺兰的一种“撤退”。

看惯历史的丰功伟业，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

大撤退的结案陈词早写在历史教科书上，唯一存疑的是纳粹德国放弃大胜局面的动机。但披着伦敦浓雾杀入好莱坞的诺兰一点都不纠结于史学研究者或者阴谋论家的观点，远离他们，只讲述一小队人的逃亡。

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到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我们看惯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业，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这是导演诺兰做出的一种“撤退”。

历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从来不是一场胜利。诺兰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事的性质：他的祖父曾服役于英国空军，并于战时牺牲。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敦刻尔克精神”绝非骁勇善战的代名词，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气、决心和团结。甚至，电影《敦刻尔克》与少年诺兰在课本上习得的那个敦刻尔克也有不同。它不是丘吉尔修辞术中“败而不败的撤退”，不是“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也不见得有那个抽象的“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气概。

不把撤退美化成爱的史诗，而是构建起每一个士兵、营救者的恐惧和不确定，这是诺兰对这场战争的价值取向。所以他克制住自己对英雄主义的渲染，只谨慎地呈示普通人在战争里的“生存即正义”，微观的、当下的、知觉的、行动的，简言之就是战争背景下的个体逃生经验。

影片分三条故事线：陆军士兵汤米在防波堤上经历的一周，英国平民道森在海上驶过的一天，英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法里尔在空中为撤退护航的一小时。

三条线三种视角，都是凡人，也是每一个人。他们没有盗梦者那样的绝智，也无需承载宇航员所肩负的人类大义。在二战时逼仄的海天之间，一颗流弹掠过前后，这些无名小卒影响不了任何大势。奇迹的是，那被围困的40万人，丘吉尔本预估只能撤回三四万，但结果有逾33万人穿越了英吉利海峡———电影里负责逃亡的“汤米”就是史书上记载的33万分之一；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里朗斯饰演的“道森”便是成百上千伸出援手的英国普通民众；汤姆·哈迪饰演的飞行员几乎全片躲在面罩底下，惟最后几分钟露了真容。《敦刻尔克》没有主角，又人人都是主角。

更稀奇的是，全片里没有希特勒的镜头，没有德国士兵的正脸，就连丘吉尔著名的演讲都不曾正面提及。“战争不会以撤退取胜。但应该注意到，一次胜利就蕴藏其中。”这句话只是藏在一篇新闻报道里，藉由士兵的口间接告知观众。大撤退后，一列列火车退回安全之境。经过乡野小站时，有士兵要了份新鲜运抵的报纸，读出声来，里面有时间、地点、数字，也有首相的演讲。那上面写着诺兰对整个事件的全部态度。

不及细想但又细思恐极，神作庸作只在一念之差

一直以来，诺兰的思维游戏太深入人心，以至于他的电影常被视为检验智商的标准。很难讲这是一位导演的幸或不幸。这个在17年里拍摄了九部电影、创造了约40亿美元票房的导演，他最沉迷的主题是如何模糊幻境与真实的界限，最拿手的技巧是把故事设计成复杂的思维迷宫。观众也乐得在他制造的谜题前反复咀嚼，体会闯关成功、得到最后一片拼图的乐趣。但，成败皆萧何。若观众对诺兰电影的最大期待只在乎叙事构造，那么这部电影视听层面的“好看”无疑会打些折扣。

从这一层面讲，观看《敦刻尔克》需要对“悬念”的期待作些修正。因为故事的条理简直一目了然：被围困，渴望逃离，几经辗转，安全撤退；影片的主题也无时不在，汉斯·季默模拟时钟滴答所制作的“谢帕德音律”几乎塞满了90%的片长，时刻在提示观众“时间，生存”!

看上去，“时间”这一主题“很诺兰”。但新作与　《星际穿越》　里那般“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设定截然不同，跟　《盗梦空间》　里从现实直到第四层梦境的复杂规则比起来，更是浅显得多。《敦刻尔克》　的一周、一天、一小时规整得跟现实一样。所谓三线交叉，也不过是先后出发并最终抵达了同一个终点———在陆上被围困、挣扎了一周后的小兵，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驶船出发了大半天的普通民众，机上携有仅能支撑一小时飞行燃油的英国空军士兵———等待营救的、施以援手的、空中护航的，三方同框，周、日、时就像时针、分针、秒针一齐越过了“12”。一丁点儿都不让人费解。

《敦刻尔克》不是烧脑片，更不是泰坦尼克或者钢锯岭那样的故事。诺兰没打算炮制一个浓烈的故事，就连几处潜伏的起承转合他都不想给足。比如，在船上施救的男孩与被救的英国兵之间，海面上拨云见日、星星点点的英国小国旗乍现视野的那一刻，护航空军最后的归途等等，这些在其他影片里都可能成为情绪爆点的埋伏，诺兰统统点到为止。

对跌宕的故事、饱满的情绪有所求的观众，怕是要不满了。但欣赏这类克制的人会理解：导演只是从幻境退回到了真实本身，许多事情发生时，哪儿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天人交战，有的不过是被命运驱赶的紧迫。从诺兰用第一个摇摇晃晃的镜头把观众投放到漫天传单的巷子里，《敦刻尔克》里，便没有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对于观众，所见即所感，无需拆解任何谜题，跟上逃命的节奏便是。

诺兰放弃了自己最卓著的数理智力结构，转而跋涉在被命运驱使的无意识之海。许多一闪而过的人、事、对话，不及细想，但电影结束后又会细思恐极，这就是　《敦刻尔克》　在一些人眼里是神作，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是被过誉的根本缘由。

记者手记

有种“以退为进”叫作胶片电影

优秀的战争片都会反映命如草芥的残酷，《敦刻尔克》也不例外。它的画面虽不血腥，但一个个小人物的死却是极快速的，根本不给人抒发悲情的时间。绝大多数时候，观众会代入那些小角色，对下一秒将发生什么完全猝不及防。

制造出如此沉浸感的，不得不提诺兰的胶片拍摄。无论这部新片能否跻身2017年度最佳榜单，它都是属于胶片的史诗。三年多来，它仅仅是第三部用70毫米胶片制作的电影。前两部是2014年诺兰的　《星际穿越》和2016年昆汀的　《八恶人》。

当下电影业的形势，似乎跟1940年敦刻尔克事件发生时的欧洲很像。有人这样比喻，3D、CG　等科技“装甲部队”，已经攻占了95%以上的电影。全世界都已数字化的今天，诺兰、昆汀等一小撮导演面对的战局，相当惨烈。他们不仅需要坚持用胶片拍摄、用胶片制作，还得随时面对胶片放映的缺失困境。

但现在看来，这批导演的前景，可能与“敦刻尔克”类似，有着柳暗花明的那刻。以《敦刻尔克》为例，藉由70毫米胶片，诺兰把观众召唤回二战时期。薄雾霭霭的天色下，颗粒感明显的画面，穿过岁月，回到历史难以言明的地带。被3D或者数字拍摄所支配的观众，越来越稀罕这种退守在胶片时代的质感。

如此看来，诺兰在拍摄手段上对胶片的固执，退即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