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台湾兰陵剧坊的《演员实验教室》在上海完成最后一场演出。过去的三晚，每一场的演出一票难求，一个类似排练工作坊的作品为什么时隔多年后的“重启版”仍能制造轰动？也许就像金士杰的好友赖声川总结的：

这群人在80年代初的台湾是“醒狮”。他们产生了对于既定模式的生活的重新思考，于是产生了兰陵剧坊。当年我们是在戒严的状态下长大的，所有的艺术创作、艺术表演都不是很被赞成，也不是很被允许的，尤其是新的创作，是很不被鼓励的。在这种情况下，兰陵剧坊可以有一股爆发力。他们身上存在着很深的可能性。

赖声川还说：“金士杰在舞台上那是没得比的，如果你此生有幸看过金士杰在舞台上的演出，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确实，《演员实验教室》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上来讲一段自己的故事，在“戏里戏外”跳进跳出，这就是个playback工作坊（一种用即兴当场回演观众故事的方法服务观众的剧场形式）。

但是，在这个现场，我们见到中国人的身体，背后是联结中国历史的个人碎片。

三个小时的演出以一首叫做《谢饭歌》的歌结束：

花椰菜的生长期是65天

红萝卜的是80天

小西红柿需要90天

黄豆的要四个月

芭乐长成树至少一年

一粒米从稻穗长出的时间

一个人做豆腐、做泡菜的时间

做酱油、做醋需要的时间

还有煮一顿饭所花的时间

那吃一顿饭只有多少时间

让它来乘载无限的感恩，无限的尊重，与不可思议

这个作品是关于时间的。流动的、凝固的、被放大的、被忽视的，时间。

亲爱的兰陵

金士杰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在那段时间有个人叫周瑜，他在搞一个耕莘实验剧团，称之为是“有实验企图的”，他抓着我单独说，“金士杰我交给你一个事，你考虑一下，我把这个担子，这个负责人的重任交给你。”那天晚上他就跟我约了时间谈了一个通宵，说“希望你好好做。”我说要做什么呢？他说“随便你。”

那时候我已经在基督教艺术团演戏了，当一个小的次要角色。可是，周瑜把一个重大的担子交给我，我也一点都不觉得脸红，我说我可能要整个人手全部翻新，整个事情我可能做的想法跟你原来的想法统统不一样。我说这些话我觉得心里很有根据，但其实我完全没招。我所有的招恐怕都在里头藏着，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说“没问题，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在那一两年间，我陆陆续续在我的名单当中抽了一些人，那些人来自某一个读书会，某一个电影制片会，认识这个那个的，或者台北的龙啊，虎啊。预备成军之前，我还找了一个指导老师，是一个从纽约回来的老师，心理学的博士。他一回台北，告诉我的话是，“我一下飞机，看见每个人的样貌，（那时候还有一些人，头发留得很长，还被抓去剪头发）我觉得那个时代保守到傻的感觉，一群市民像一群傻子。就是每个人规规矩矩的，头发长度都到哪里，约束这么强。”他就感觉到，“我不沾这个事，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做这个事。”他就做他的教育工作、外交工作，他不沾戏剧。

当时找这个老师是因为姚一苇老师跟我介绍，说要做这个实验剧团的话，你要找到这个吴老师。但是来了台北之后，他躲起来了，他不出面，他不肯做。我就找了一个朋友，一起去说服他，居然把他给说动了。他事后也在想为什么给说动了？可能是一股热心吧，就给说动了。

后来，我们就把一群朋友们集合起来，就是日后的兰陵，那一群朋友我现在回忆起来，最可贵的就是集合那天。那个画面很好玩。眼前的这群人完全不像任何天底下我见过的剧团的人，就是长得俊男没有俊男，美女没有美女，形象极不佳，搞一个话剧的为什么还搁一个外国人？也有身体有残障的一拐一拐来的。反正老弱妇孺什么都有，歪瓜裂枣。真的是，我一看，这一群人，真有意思了。每个人的穿着打扮，没有一点时髦痕迹，全都是在菜市场口上遇到的人的模样，好像预备说两句话回家继续洗厨房或者干什么的。我自己穿个凉鞋都快破掉了，大家坐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就开始了。

这一开始，就走了一年半。

一年半当中，我们指导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都太急于上台演戏，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先丢掉，先玩。可是玩的时间真长，一年半，你知道有多长？那个年纪的我们二十五、六岁，天呐，那是多珍贵的年纪啊！我的同辈们都是在外边养车、养房子，厉害得不得了。你还在这里躺在那边来做放松，明天又做放松，放松能做几个月？

一年半之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要干活了，我们就做了第一出戏，第一次的收入是零。当时我们在耕莘礼堂做，大家自己一起来，灯光没有，那从你家搬麻将灯，自己带电线，延长线接好长；服装没有，我们全部人花一点点钱买了几条练功裤，全部戏服就是练功裤、汗衫；化妆没有，就不化，只有几个爱漂亮的女生稍微自己带一点……一切都没有。

我们有个文教基金会给我们的免费礼堂，下面是大理石平地，有场地，但我们没有宣传，我们就自己拿着纸在那里画海报，去台大、师大的某些校报上面贴，也单独打些电话宣传。演出的时候观众来了，我们把椅子摆好，台下坐二、三十个人。虽然人少，但当中还都是台北举足轻重的一些朋友，我们就在360度的空地上跑啊、飞啊，演一个纯肢体剧，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从头到尾的音乐都是喊叫似的，我们在观众面前跑的时候，头一甩，汗都能飞到他脸上去，挺吓人。

演完之后，观众鼓了掌，流连不去，跟我们继续聊天，我们想去吃喝一下，他们也赖着不走。简单地说，就是他们鼓励我们，说要继续做下去，“等你们这一票人等了好久，你们终于来了。”之类的。这下子，这一群丐帮之徒才有了信心——一点没开玩笑，他们真的就这样过日子，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担任重要的工作，因为他们必须把时间花在这儿。我们觉得被人家肯定了，然后就很积极地开始摩拳擦掌往下搞，这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氛围，兰陵剧坊就在那个时候定了名字。

演完之后我们想离开那个地方（耕莘），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更赤裸裸、更违背习俗或者是一些制度上的框框架架。我们别糟蹋人家，得罪人家，牵连人家，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出去自己有名有姓。

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实验剧展。1980年举办第一届，兰陵剧坊演出了《荷珠新配》。这是一个老戏，京剧叫《荷珠配》，朋友们推荐我去看看，说可以试试看改写，我就下笔了。

整个戏是五场，我写到第三场，第四场就觉得后面有大东西要写，我就不写了。来，我们来读一读。读的时候刚好在场有两个年轻人，我说你们俩试试看，读读看。结果全部人笑翻掉。他们怎么本事这么大？那个喜剧的天赋，那个说来就到的东西挺惊人的，那么年轻，那么胆大，我说这太有能玩的空间了。讲定，往下写，花几天把它写完，然后演出了。演出的时候在南海路艺术馆那个老的剧院。笑浪翻天。

后来我们就被人家期许，希望我们为中国的许多老戏翻新。我们把《荷珠配》变成《荷珠新配》，有意思。原来我们的老祖宗有许多东西，可以重新改头换面，可以跟现代人交流。

但是我就没太往人家期望的那里走。我们开始尝试默剧，后来又尝试一些别的东西，也是怕被定位的话不好翻身，也不太喜欢做这种约定俗成的事。兰陵的运作，前前后后大概走了十年，十年之后就结束了，各走各的。兰陵在当时的台北完成了一个“启动”，很多徒子徒孙，一些学弟学妹们，陆陆续续在台北各地组成剧团。

至于《演员实验教室》，要说回那时候美国有个戏，《歌舞线上》，一群演员面对考官，各自陈述“为什么我要来这儿？”有人说起自己的家庭往事，有人说起自己曾经经历了什么，每人一小段。那看得我胃口大开，就循着这个逻辑在酝酿这个东西，我个人也很偏爱这种“戏里戏外来回跑”的尝试。

在《演员实验教室》中，我就如法炮制，设计了一个结构，一部分是课堂的训练，一部分是他们故事。训练一会儿就滑进一个故事，再穿插一些训练，这样来回跳。

今年的《演员实验教室》跟上一次（1982年）戏一开始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动作是很多呆过剧场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叫做“信任”的动作，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或者接触过没有，就是一个人像瞎子一样领着另外一个人走路。

那个画面对我来说意义极大，它好像人世间的第一秒钟。

不是演员，是人。你出生了，你是一个单位，出现了，有呼吸，有声音，有对颜色有感觉。一只手牵着你走，你要放松，把自己交给他，像一个婴儿一样倒在他身上，随便往哪里倒，然后他把你抱起来，把你丢起来，把你放地上，把你摇来摇去，等等。

第一次演出的时候，从新人出生的时刻开始，我们讲人的成长，我还安排了小学的故事、大学的故事、恋爱的故事、闯事业的故事、家庭背叛的故事……到最后一幕牵扯到老人死亡，是李国修担任压轴，说起他跟他爸爸的故事。

那故事也要他的命，演完后他就在后台大哭，没办法停止，因为那是他心中一块软肉，不好碰。这次有个演员叫王耿瑜，她就是在那天晚上坐在台下的观众，她看完以后觉得原来戏剧可以这么玩，原来可以这么跟生活接近。

可以这么简单，平凡演员也不是遥不可及，他就是跟我一线之隔，他就是每一个人。大量生活信息的传达很平凡，很貌不惊人，但是我当时觉得台上台下滋味无穷。那么多年之后，我还是觉得它可以再来一次，但是大家都年纪大了。所以这一次的故事跟上一次截然不同，这么大年纪，说起世间某一些往事，那个状态，那个滋味，那个高度，是不一样的。

本文图文综合自公众号“安妮看戏”

作者：金士杰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