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二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非说他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得很少；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

《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订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道道的笔迹，会深深地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作者：逄先知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