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
编译：李  思（国政学人编译员，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区域学）
姚寰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来源：《华尔街日报》2020年4月3日 原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离奇现象，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阿登战役（Battle of Bulge）期间在第84步兵师的经历。现在的情况就像在1944年末一样，充斥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危险感。这种危机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人，而是随机和毁灭性的打击。但我们现在与那个遥远的时代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当时，为了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美国人的忍耐力得到了加强。现在，在一个被撕裂的国家中，需要高效且有远见的政府来克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范围的障碍。维持公众的信任对社会团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其国家制度能够预见灾难，抑制其影响并恢复稳定。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事实是，在此次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对过去的争论只会让我们更难去做好此刻该做的事。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人类展开猛烈的袭击。它的感染人数呈指数型增长：美国的确诊病例每五天就翻一番。而当我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研制出治愈的方法。医疗物资不足以应付不断增长的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已经接近饱和，甚至已经不堪重负。检测手段不足以确定感染的规模，对于逆转病毒传播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成功研制出疫苗可能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府在避免发生直接灾难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但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终的考验，将是能否控制住病毒的传播，然后能否以一种方式和规模彻底扭转局势，以维持公众对美国人自我治理能力的信心。这场危机的事业不应该漏掉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开启向后冠状病毒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转变的进程。

各国领导人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处理这场危机，但这种病毒对社会的毁灭是不分国界的。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希望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可以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应对当前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要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我们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吸取“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教训，美国有义务在三个领域做出重大努力。

第一，增强全球在面对传染病时恢复元气的能力。诸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和天花的根除等医学成就，或者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等新兴统计技术奇迹，都让我们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之中。为了在庞大的人口中控制传染病以及研发相应的疫苗，我们亟需开发新的技术。各市、州和地区必须做好长期准备，通过物资的储备、合作规划以及在尖端科学领域的探索等方法，保护其人民免受传染病大流行之害。

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但目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从其速度和全球规模上来看，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衰退都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也让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因此美国应采取措施，减轻即将到来的混乱对世界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的影响。

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原则。现代政府起源于由强大统治者保护的筑有围墙的城寨。统治者时而专横，时而仁慈，但总是足够强大，足以保护其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伤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国家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个人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获取这些东西。在这个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口流动实现繁荣的时代，本次疾病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时空错乱”——曾经筑有围墙的城寨迎来了复兴。

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护他们的启蒙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权力与合法性平衡的倒退，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内和国际上分崩离析。然而，合法性与权力这个千年议题难以与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同步解决。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中，各方都需要克制，必须确定优先事项。

我们从硝烟四起的世界大战中走来，步入了一个日益繁荣、人类尊严得到提升的世界。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划时代时期。领导人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管理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而一旦失败，世界将陷入深渊。

编辑：汪荔诚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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