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古代遗址壁画，作于公元6世纪。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内亚史是近些年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所谓内亚视角，更是热门的话题。然而，到底何为内亚，国内学界的认识和界定仍较混乱。如何进行内亚史研究？内亚史研究对我们有何意义？新近引进出版的几部内亚史著作，有助于我们破解谜团，起到攻玉的作用。

把中亚和内亚严格区分开来并不容易

作为学术概念，“内亚”问世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比如拉铁摩尔在1940年出版了一部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此处“内陆亚洲”就是“内亚”，但这一术语在我国流传开来，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更广泛为人使用的是“中亚”，此词一方面非常明确，如我们常说前苏联中亚五国，另一方面同样存在着混乱不清的状况。我国考古学者许宏在其新著《东亚青铜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中对“中亚”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它在科学文献中存在已久，具体地理界限则众说纷纭。“丝绸之路”术语的创始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认为，“中亚”包括亚洲内陆地带以没有外河注入外海的水文体系为特征的所有地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中亚文明史》，专门对“中亚”一词做了说明，强调“本研究中所谓的‘中亚’相当于亚洲大陆的全部内陆部分——我们将遵循此词的前一百年间所发展的有关中亚历史和中亚研究的传统”，明确指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不过，该书同时声明，“本书所用的‘中亚’一名，也可以视作‘内亚’的异名”。可见严格把中亚和内亚区分开来并非容易之事，许著本身在一些地方对中亚和内亚概念的区别也不那么严格。美国知名中亚史专家斯瓦特·苏塞克在《内亚史》（袁剑、程秀金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同时使用“内亚”和“中亚”两词，但对两者进行了区分：“中亚只指内亚的西部。”我国学者在使用中亚一词进行研究时，则往往把西人概念中现属我国的部分排除在外，另行叙述。

▲《内亚史》，[美]斯瓦特·苏塞克著，袁剑、程秀金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那么，到底何为内亚？苏塞克认为，内亚是指在历史地理概念下欧亚核心地区的这一整片区域，按现代地理区划，主要包括七个国家和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中国西部部分区域。此外还有其他八个行政区，其中七个属于俄罗斯，包括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图瓦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另一个属于中国，是内蒙古自治区。

就大的方面讲，《内亚史》《剑桥早期内亚史》和《欧亚之门》（陈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出版）对内亚有着基本类似的界定，就是中央欧亚。

《欧亚之门》全名《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著者为俄国学者柳·克里亚科娃与安·叶皮马霍夫，意在对中央欧亚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进行深入介绍。

▲《欧亚之门》，[俄]柳·克里亚科娃、安·叶皮马霍夫著，陈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对内亚概念进行详细和明确诠释的是《剑桥早期内亚史》（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出版），该书指出，欧亚大陆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实体，这片巨型大陆的外缘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定居文明，书中关心的则是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或者用一个不太冗长、但不太准确的地名称呼：内亚”。这部由多国知名学者合作撰写、以专题论文汇集而成的重量级著作，主编为美国内亚史权威、国际阿尔泰学会创始人之一丹尼斯·塞诺，即现已广为学术界接受并习用的“中央欧亚”概念的发明人。塞诺指出，书中所说的内亚，主要是“一个文化而不是地理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围绕着麦金德所说“历史的地理枢纽”相关的地区展开，涉及范围东起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西至东欧匈牙利大草原，北起北冰洋以南冰原、南到传统上几大文明区的广阔地区。塞诺之所以说内亚一词并不太准确（他更倾向于使用中央欧亚），是因为它的边界并不稳固，随时代而变化，“随内亚居民与周边居民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中国北部在契丹、女真、蒙古人和满族人占领期间暂时也成了内亚”。

▲[美]丹尼斯·塞诺著，蓝琪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亚周边诸文明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而内亚的核心生存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畜牧业，“缺乏充足的水源、生长季节短，加上与土壤相关的问题和难以应付的地形，这些都成为阻止定居农业发展的主要自然地理障碍”。除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外，其最常见的特征还有因地域辽阔造成的地理多样性和总体上地形、气候方面的一致性以及供水不足等。内亚总面积逾800万平方英里，从北向南大致可分为苔原、森林带、草原带、沙漠带等自然带，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无疑是草原地带，“大草原是理解内亚在世界史上作用的关键”。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马是草原经济的支柱，也是生产的主要商品，国家财富的积累也依赖于马。“传统的内亚经济不是以获利为目标；其目标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获取因这种或那种原因在内亚不能生产的货物。为获取这些货物，必须求助于对外贸易，主要是与定居文明的贸易”。然而，贸易的另一面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内亚诸族与周边定居民族的冲突构成长达数千年欧亚历史的重要特征。“公元前一千纪出现了一批后来长期占据人类历史舞台并且非常强大的新角色，他们的‘蛮族’形象总是与不断迁徙、破坏和恐怖联系在一起”（《欧亚之门》第239页）。这些所谓蛮族因常常扮演入侵者的角色而被周边农业民族视为另类，几乎垄断了历史书写的东西方文明世界中充满了这种偏见。

讲到内亚史，无疑绕不开中国

上面简单介绍了何为内亚。与此相连，研究内亚史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有什么意义？

首先，内亚与我国关系密切。欧亚草原包括东起蒙古西至匈牙利潘诺尼亚草原这片非常广阔的地域。研究表明，蒙古高原是游牧文化的发源地，许多重要的草原帝国也与此多有关联，因而，讲到内亚，无疑离不开中国。自中华文明发育成形，自有文字产生、信史形成开始，中国文献中就充斥着有关北方戎狄等的记载，与北方包括西方民族的冲突互动构成中国历史的一大脉络。可以说，不了解内亚，尤其是游牧文化，就无法全面把握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文明。正因为如此，内亚史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也正因为如此，最近引进的这几部内亚史著作，都以相当篇幅讲到中国，实际上也绕不开中国。

《剑桥早期内亚史》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叙述到十三世纪初蒙古征服前夕，重点是公元前第一千纪以降。这部书的主旨，用塞诺的话来说，“不是一部蒙古统治以前的标准历史，而是一部我们所知的、这一阶段学术的忠实陈述。我们试图忽略那些没有揭示主要事件的细节，专注于更重要的、即对未来历史发展产生结果的那些事实”。与中国相关的北方各民族及其文化是本书的重点，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与中国相关部分的作者，除主编塞诺（第11章《突厥帝国的建立与瓦解》），还有澳大利亚学者柯林·麦克勒斯（第12章《回鹘》）、美国学者赫尔穆特·霍夫曼（第14章《早期和中世纪的西藏》）和德国汉学家傅海波（第15章《满洲的森林民族》）等，阵容可谓强大。

两位俄国学者合著的《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可与《剑桥早期内亚史》形成重要互补。该书以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为中心，涉及从乌拉尔山脉往东直到西西伯利亚及哈萨克斯坦北部广大区域，重点介绍了苏联/俄罗斯考古学者的考古发现，研究和分析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央欧亚地区的物质遗存，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一千纪。乌拉尔地区在地理学上被定义为欧洲和亚洲的天然分界线，以广阔多样的地貌和环境——草原、森林-草原、森林和山地著称。在这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十字路口，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众多文化在此相遇。无论起源于欧洲还是亚洲，它们互动的结果都使这里产生了更丰富的文化传统。书中认为，中央欧亚地区的铁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具有质的不同。青铜时代主要是以移动迁徙为主的草原畜牧业，铁器时代主要是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文化。欧亚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社会是在欧亚东部的蒙古草原上诞生的，然后从东往西传播。这种游牧社会不仅要求在技术层面控制牛群，还要求驯化马、羊和双峰骆驼。这些早期的游牧社会以及后来的第一批草原帝国之所以能产生，原因之一是他们已从事跨地区的交流和交换，其中也包括与南部定居国家和社会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中国到罗马，也包括中亚以南的国家如帕提亚和贵霜帝国等）。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的考古学专著，因此与西至东欧、东到中国、南到近东的欧亚世界有了密切联系，中国自然也是其叙述中的重要一环。评论者认为，该书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内关于中央欧亚地区史前史研究的基本参考著作。要了解我国历史文化形成的过程，正确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该书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丝绸之路研究离不开对内亚的了解

研究中亚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有助于认识我国当前的现实，找到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参考借鉴。

前文提到《内亚史》与《剑桥早期内亚史》形成互补关系，后者主要讲内亚的史前史和早中期史，前者则自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内亚地区讲起，到公元2000年结束，重点在现当代。如果说前者是专论，后者则可以说是一部地区性通史性著作。

《内亚史》流传甚广，多次重印，《英国历史评论》认为这部书对世界上这一鲜为人了解的重要区域的历史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该书作者斯瓦特·苏塞克是美国中亚史研究专家，他在书中写道，在历史长河中，中亚各共和国、蒙古国和中国的命运一直交织在一起，或是并行，或是发生碰撞，结果就是它们汇聚了足够的共同遗产，从而被视为一片独特的区域。在欧亚大陆中心的位置，更是给这种独特性锦上添花。在过去，这使得它们成为国际贸易、文化、宗教交流的中间人或接受者。但现在，这使得它们变成一片内陆区域，依赖邻居们出口它们的一些珍贵资源以换取大有前途的物质回报。在它们周边是强国，以及一些饱受复杂国内外问题困扰的国家，这种形势可能将内亚各国和地区凝聚到一起，采取务实政策。更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找到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内亚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历史发展的前列。以青铜文化而论，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真正进入青铜时代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且不说远远落后于两河和埃及文明，比起内亚许多地区，包括进入文明很晚的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都要晚不少年。近年研究表明，我国青铜文化的产生，是先西后东、由西而东，中原出土的铜镜及类似物品，可追溯到欧亚草原广泛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其他方面，“在中国北方诸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黄金还是青铜的首饰中都不时能够看到来自西方的影响”（乔梁）。当然，中国“对来自中亚及以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李水成）。英国学者罗森同样指出，中华文化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外来文化的能力。大凡传入中国的新技术，都会被本土化。中国只接受那些可以本土化的新鲜事物，对难于转变者往往拒绝。比如青铜器，在内亚主要为武器，进入中原地带很快变成了有礼仪功能的炊具和酒器。

丝绸之路研究离不开对内亚的了解。从更大意义上讲，内亚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世界。与周边文明世界一样，内亚是全球史中的重要一环。诚如塞诺所说，“由于游牧的机动性，内亚游牧民族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在世界历史中，他们是许多事件的催化剂”。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内亚与周边定居农业民族形成必要的张力，他们之中的战争、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互动，促成了人类文化的多元化，造就了由点到面的世界史。内亚史研究既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也要破除中国中心主义，如此方能正确地把握人类历史的进程。而致力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下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互鉴、美美与共，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要义。

（作者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