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弘扬中华工匠精神和传承中华工匠文化,或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呼声,也已成为学者作为案头研究的学术议题,尤其在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实际上,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有关传统工匠文化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社会,工匠创造了优秀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工匠本应该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工匠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另外,在学术领域,工匠议题也不常被学者关注。由此,本应该得到敬畏的工匠以及工匠精神,却淡出了社会文化与学者的视野,仅有少部分学者关心与研究工匠文化。也或导致当代社会出现了两种值得救赎的文化问题:一是工匠、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系统里的“稀缺文化”;二是有关工匠文献、工匠研究以及工匠议题很少被学者作专题、系统和持久的研究。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现代社会的发展迫使工匠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传统正史不记载工匠、工匠的地位不高、工匠文献研究的难度,等等。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工匠创造的工匠文化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工匠在不同时代艰苦探索与劳作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中华工匠创造的工匠文明之光是永远照耀后世的。
从作者的写作视角看,这本《好物有匠心》从工匠文化、工匠精神和工匠文明的三大宏观视角着手书写中华工匠史,可谓独特视角深广,也颇有学术见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宏大书写的雄心又见之于细微笔墨之处,即从“讲故事”的视角展开研究。所谓“讲故事”,即用平民的视角或通俗的故事语言书写中华工匠文化,品读中华工匠精神,澄明中华工匠文明。换言之,《好物有匠心》的书写策略是“在宏大处构架,在细小处入手”,进而把中华工匠历史“翻译”成普通大众能接受的故事话语,这是《好物有匠心》的最大书写特色。
▲《好物有匠心》,潘天波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
当然,这种书写策略跟作者在《百家讲坛》上面对大众所需要的“口语表达”和“故事情节”是密切相关的。但对于作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如何口语化表达中华工匠历史,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难度:一是在典籍中,工匠文献往往是只言片语,并不是丰富而全面的;二是民间中华工匠故事多为传说、神话,多为野史;三是出土工匠之物的分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两点导致的难度是“把传说或神话”说得“有理有据”,把正史里的只言片语通过故事展开演绎;后一个问题的难度要求作者对器物文化分析要有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从《好物有匠心》的书写内容看,这三个问题的难度似乎被作者克服了,并很好地处理在口语与书面语的“调停”之中。这种书写或表达需要学者的思考能力,需要作者对工匠文化、工匠精神和工匠文明的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因此,这部书见出了作者在工匠主体研究上的扎实基础与雄厚实力。
把一个学术问题写成故事,是不易的。这种“故事叙事”的研究能力不是一天就能有的,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安静的心去思考与研究。潘天波刚出过新著《工匠文化三论》三卷,分别是《工与士的交往》(上卷)、《工匠精神分析》(中卷)和《描绘器度》(下卷),三卷本大部头著作显示出作者对工匠文化的深度解读与细致思考。这样看来,《好物有匠心》的写作就有历史的、理论的和哲学的基础,也就有“轻松驾驭”的书写眼力与境界了。
《好物有匠心》记述了中国古代工匠史的15位工匠,其书写难度不仅体现在挑选具有代表性工匠上,更难的是每一位工匠的“准确拿捏”。譬如蔡伦一辈子的是是非非、唐英的全球贡献、杨慧之的“转行”等,这些工匠的精神、贡献和价值是不好作简单论断的。你说蔡伦发明“蔡侯纸”的全球文明贡献,但你怎么讲他的“探索过程”或“宫廷斗争”,这是很难讲的。很显然,作者从“人类文明”或“全球文明”的高度去展示每一位工匠技术的价值与影响,如此就回避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的细节”。再譬如作者在讲唐英的时候,讲出了唐英的全球陶瓷美学消费的价值,讲出了中国陶瓷在全球消费中的美学价值。在讲奚仲的时候,作者聚焦奚仲发明的“马车”的全球意义,聚焦奚仲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聚焦中华工匠精神的源头——工正精神。也就是说,在细节处书写出工匠文明的全球意义和影响,这显示出《好物有匠心》的重要学术意义,也可见出作者对相关话题的有力把握和深度理解。
简言之,《好物有匠心》不失为一部匠心之作,语言轻松,而不失其学术性。阅读后或能感悟中华工匠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艰苦的探索精神,或能领悟中华工匠孜孜不倦的革新精神和劳动精神,或能体悟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关怀;也或能明晰中华工匠文明的全球贡献,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功能与价值。
作者:胡玉康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