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诗人。写诗是在生命的年轮里找到不同的词语，对应变化的情感与思绪，那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早起做了很棒的早餐，抱了抱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一首很好的诗。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间隙写下自己的诗，每首诗都非常珍贵。”距上一部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五年后，评论家杨庆祥最新诗集《世界等于零》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打了个比方，每首好诗都是一株特别漂亮的植物，具有真正的生命感力量。“诗歌和僵硬语言的区别就在于诗歌有弹性的空间，我们要做真正有生命感的人，切忌在诗歌里假大空。”杨庆祥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一些诗歌评选中，有些作品虽然语言很漂亮，但就缺乏一种生命感，流于“炫技”却少了情感。“不是漂亮的语言就是好的语言，有时候语言需要粗糙，需要从规范里逃脱出来。无论是谁，写作要用与生命相关的语言。”

这种“生命感”，也融入杨庆祥的日常写作中。他坦言，自己的诗歌和生活是同一的，“我的存在，每天都需要诗，或者每一段时间都需要诗，而且也不追求数量，有时候写得很快，有时很慢，但都跟自己的生命密切相关。哪怕在飞机上、高铁上、通勤地铁上，我也会掏出手机点开备忘录，写上几句。”他笑言，如果到45岁不再写诗，可能是“找到了另一种跟我生命互动的形式，那我就去做那件事情。”

前不久，杨庆祥与诗人木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青年批评家刘欣玥在朵云书院上海之巅读书会，畅谈“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木叶谈到，好的诗歌，好的语言，好的表述，“受雇于伟大的未知，把那些残缺但热爱的事情呈现出来，为它们赋形赋能。”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认为，当下诗歌之所以“没有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变得更加边缘”，在他看来一是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承担了美学意义上的“解放”，让人们得以从现实中唤醒，和真实的自己相遇；其二在于“高级的文体和灵活的载体，让诗歌写作依然大有可为。”

从《敦煌截句》《青岛截句》《鼓浪屿截句》到《大运河截句》《邯郸截句》等充满人文地理意味的诗句，诗歌与所在地标的关联，更像是生命与这片土地的互动。“我有位偶像是切·格瓦拉，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热爱自己的生活者，应该有着格瓦拉式的游击队员精神。漫游也好，探索也好，背后是现代人的归属感变化轨迹。”比起“意象”，杨庆祥更喜欢“幻象”这个词——背后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变化多端。“如果有一天我变化不动了，那意味着生命已经停止了更新。”

“有诗人说过，在一片雪地上，如果你看到一只鹿，鹿长得美，这并不是诗。当你看到鹿的蹄印，很有特色，这依然不是诗，只是字和词。诗是鹿的内部，是你看不见的孤寂、静默和雪地自身的荒凉，这才是诗的语言。”木叶在《世界等于零》里也看到了这般斑斓而跳跃的想象力。

在黄平看来，除了文学审美意味，《世界等于零》也具有历史感和抒情性。“那种瞬间性与碎片化表达，合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浓郁的抒情性，有力呈现了人性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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