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京

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外籍教师和学生，是难以完成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的。美国享有盛誉的大学都得益于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安居乐业。这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散居欧洲各地的犹太学者迁移至美国。

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日本一直受困于难以请到外籍教授，因而采取了一些特殊举措，例如新成立的冲绳科技研究所的章程规定，约50%教师必须是非日本籍的。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研究基金申请机制使很多外国人望而却步。

大学教授应是致力于研究的领军人物，而创新、变革性的科技研究需要雄厚的基金支持。然而，现有的体制对外籍人士申请研究经费限制颇多。一般的情况下，经费申请书必须用中文撰写，由中国专家进行评审。我的建议是，应试建一种新的基金机制，其资金申请书可用英文撰写，并通过两个步骤来进行审核：第一步是由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专家、以书面评价的形式对申请进行评估；第二步，组织专家委员会，对一小部分有希望中标的申请者进行面试。

这个机制可以确保即使不懂中文的外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有机会申请，结果可能有大量的外国专家应聘到中国工作，直接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所贡献。同样的机制也可对国内研究人员开放，形成一种新的高层次基金申请平台。

此外，这种机制可以摆脱国内现有的基金申请的一些问题，比如体制内的权威人士对经费的审批有过大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利于遏制走后门、学术腐败。最后，建立这样的国际化的基金支持机制，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有利于发展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欧洲研究理事会等基金机构的国际合作。

我们经常将培养“世界一流”的研究和教育者作为中国精英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目标。其实可以更进一步，那就是培养具有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带来变革和历史影响的“大师”。“世界一流”和“历史大师”两个概念相互关联，但前者注重全球的空间尺度、后者更强调历史的时间尺度。从一个长期的角度去思考，就能帮助我们摆脱短期收益、急功近利的桎梏；也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现在大学开展综合改革，需要远见卓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成功、为创造产生大师的土壤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