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汪品先院士在《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科学融入汉语》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文化的生存环境问题。汪先生的很多提法和观点也是当下社会，或者说是整个华语世界都很关心的问题，其中有些观点笔者也是深有同感，如文章题目中展示的汉语在当下科学与教育事业中所遭遇的尴尬处境等，的确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但汪先生文章更多地是强调汉语危机的果，属于文化子系统层面的表现，笔者希望借着这个契机谈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宏观原因，以此深化关于当下汉语文化困境的讨论，即如何客观地评判文化的宏观发展环境问题。

当下国内学界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汉语在某些领域的式微，是否会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去中国化”现象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猜测与担忧，如话语权之争或者文化霸权等很多吓人的话题。如何厘清与看待这些问题，就是当下急于梳理的问题，否则会引发很多棘手的深层精致伪问题。鉴于此，笔者谈点文化的生存环境与进化问题。

在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中国文化是一个子系统，那么子系统的生存与发展条件问题就是本文关注的基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那些漂浮于社会思想表层的认知混乱现象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文化的现状给出一个简洁的诊断：中国文化受众规模巨大、文化生产力一般，系统的存在状态是半开放系统，由此观之，中国文化的体检表总体来说应该是处于“亚健康”状态，远没有到“去中国化”的阶段，因此，当下对于中国文化未来的担心大可不必。

在笔者看来，一个文化子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至少需要如下三个基础性条件：其一，文化的受众规模。换言之，如果一个文化的受众规模很小，那么它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就会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以色列现象可以看作是其文化产出率比较高的特例）；其二，文化的生产力问题。如果一个文化子系统不能持续地产出优质的思想成果，那么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就会逐渐衰落下去，从而影响它的扩散与传播，更有可能危及它的传承与发展。试想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在历史上产生四大发明以及其他众多优秀思想成果，我们还会被认为是世界文明古国吗？其三，文化系统的存在模式，它事关文化子系统的发展与未来的命运。

文化系统有三种存在形式：孤立系统、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按照耗散结构理论的说法，如果一个文化子系统是孤立系统，它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换，那么这个系统的最终命运就是灭亡，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太可能存在完全孤立的文化系统；如果是封闭系统，即该文化只从外界吸收物质与能量，而不吸收信息，那么这个文化子系统就是一个退化系统，它的最终命运就是被淘汰；相反，如果一个文化子系统是开放系统，那么它不仅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还有信息，那么在自组织机制作用下它就会发展出一个进化系统。

但是，我们要清晰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存在的三项基础条件的权重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受众规模来维系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是文化发展低级阶段的策略。在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体量规模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显著降低，相反，文化生产力表现在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力指标中的权重在逐渐加大，这是竞争时代的重要特征。为了维系文化系统的持续生产力，系统的开放性的作用成为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由此，新的文化发展条件权重的过渡期排序是：生产力、体量规模与文化系统的存在状态。结合这个模式，不难发现解决当下中国文化式微的出路：提升文化的生产力与保持文化系统的开放性。

提升文化生产力与保持文化系统的开放性之间又是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化系统的开放性，文化生产力的提升是没有保证的。开放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开放提供了信息在各子文化系统之间的自由流通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形成有效竞争，竞争是文化进步的最重要的驱动力。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老话题，即是否存在文化战争问题？

其实，根据已有的研究，当两个文化子系统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三种情况：冲突、濡化与同化。如果一个文化子系统的硬核是封闭的，那么两种文化相遇时会发生冲突，当今世界上的那些极端原教旨主义文化在遭遇其他文化时，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其文化硬核具有包容性与弹性，因而不存在这种情况。再加上中国文化体量之大，是任何其他文化所无法完全同化的，这方面中国历史上存在诸多案例，仅就还不算久远的清朝来说，满族文化最后被汉族文化完全同化，而不是相反。所谓文化的濡化现象是指两种文化相遇时相互吸收，从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种情况就是中国文化在遭遇其他文化时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看看汉语中逐渐增多的外来词现象，以及汉语词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已然说明这种濡化现象。文化是有结构的，其最核心之处的价值规范层次很难被完全替换，更有可能的是在交流中被丰富与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去中国化”的担忧基本上可以判定是一个精致的伪问题。这不是一个主观自信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

毋庸讳言，当下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确面临一些新的困境，这个困境总的来说就是文化生产力长期处于产出贫乏状态，如何提升文化生产力，是当下最应该关注的核心所在。从宏观层面来讲，任何文化都兼具三种功能：对于群体提供认同感，给社会提供秩序安排，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精神产品，满足群体的需要。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文化为了提升自己的产出率和影响力的首要问题是，保持开放系统，让文化在竞争中快速进步，而不是一遇到异质文化的挑战，就以危机方式处理，并就此提出特设性保护措施。换言之，如果一种文化不能在竞争中完善丰富自己的激励功能，只能靠特设性保护来维系生存，那么这种文化也不值得保护，甚至保护都是无法维系其长久存在的。

文化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中华文化能历经千年而不消亡，足以证明其自身拥有强大的吸纳学习能力，因此，只要保持系统与群体心态的开放性，自然会在竞争中强大起来。中国历史上的“胡服骑射”之所以能流行起来，以及近代以来有关正义、自由、平等、契约等理念的输入，恰恰证明开放与学习能力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这种变革不但没有消弱原有文化，反而丰富了文化体系及其生产能力。相反，抛弃那些“三寸金莲”等扼杀人性的封建理念，并没有消弱中国文化，反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勃勃生机。反观历史，中国文化的大衰落、大退化时期大多与闭关锁国等狭隘的特设性保护政策有关。

开放性只解决了文化进化的动力机制问题，能够让进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就是公平机制。汪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印度现象，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印度的高端科技都是用英语表达的，但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大，中国会不会在文化上成为第二个印度？这个问题提得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制度设置体现公平原则即可。

中国科技界目前的评价体系从制度设置上就存在缺失公平，甚至是存在明显歧视性的政策安排，从而导致用中国纳税人提供的科技投入所得到的最好成果最先获得思想启迪的却是外国人，相当于在变相地丰富另一个文化子系统的影响力，原本这些思想产品是最应该先让中国人获益并实现群体思想激励的，然而，现实却是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新的知识产品再通过转手贸易输入进来，从而带来双重损失的局面。

汪先生所担心的“汉语挤出科学，还是科学融入汉语？”只要对汉语和英语成果公平对待即可，相信印度现象就可以避免。这种厚此薄彼的扭曲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除了反映我们对自身的评价体系不相信之外，它还满足了一种政治虚荣的需要：我们急于想让世界承认我们。影响力是文化产出的绩效问题，当你的文化总是能够给世界提供最多的新思想与最高端的科技产品，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与群体福祉时，你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提升。否则，虚弱的本质很块就会被发现，这也是我们近年来实行大外宣效果不理想的深层原因。想想神州大地上那一列列飞驰而过的高铁，比什么宣传都更能展现文化的影响力。

最后，再来说说文化的话语权与文化霸权问题。文化的话语权是以文化的优质产出为基础的，不是简单争来的，没有大量的优质文化产品与高端科技产品作支撑而幻想话语权，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联想近年来美剧、以及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的盛行，无一不是以它们的产品的比较优势实现的，反观我们生产的诸多浪费钱财的“抗日科幻神话剧”，基于此怎么会有话语权呢？其实，回顾三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我们的进步已经让世界开始关注我们，我们的努力使亚洲避免了非洲化，已经为亚洲争来了一份荣誉，但我们原本应该做得更好，这其中留下的众多经验和教训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果不是诸多潜在的无形限制，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而非沦落为土豪盛行的文化沙漠之地，思想的贫困比精神的贫困更难于处理。只要看看三十年来港、台、大陆三地歌手的表现，不难发现，我们缺的不是有天赋的歌手，而是缺好的作品。为什么好的作品少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很糟糕的文化异化现象，也是文化沙文主义的体现，其实，那种自负恰恰扼杀与违背了文化的自由竞争精神，有些类似于文化垄断，这不足取。总之，产出是硬道理。

回到科技界，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世界近代史上的五次科学中心的转移，每一次背后都有文化变革先行的影子，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由此带来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体现在思想产品的繁荣与成果产出的快速增加方面。中国的文化变革应该本着开放、公平与自由的精神，在文化领域设置最低思想基准线，主动去除各种制约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与藩篱，相信拥有庞大受众的中国文化会释放出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并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有过诸子百家、有过新文化运动，那时的繁荣都与文化的开放、公平、自由有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