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骑

当人们谈论学外语时，似乎很少谈学什么外语。这是因为在国人心目中，学外语几乎等同于学英语。这一思维定式的产生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自“二战”结束至今，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一直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始终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语种。另一方面，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投资最具有交际价值的语言，获得的回报往往最高。

荷兰语言学家艾布拉姆·德·斯旺在《世界上的语言》一书中曾提出“语言的Q值”，即语言的交际价值概念。语言的Q值由语言的流行度和中心度决定。其中，流行度标示使用该语言能与其他人直接交际的机会，中心度标示着与其他语言的联系程度。一般而言，Q值越大，语言的交际价值越大，学习和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斯旺教授同时也提到如果个体掌握多种外语的话，其交际潜能将会进一步扩大。这种由多语种外语能力所形成的交际潜能在全球化的今天，非常重要。就外语学习而言，仅仅通过英语看世界，已无法全面认识到人类文化多样性特征。那么，今天的年轻人，除了英语，第二外语该学什么？

个人外语学习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大致可以从语言距离、城市发展、国家政策和个人动机等四个方面来分析。

语言距离影响语言学习客观难易度

我们经常会听到学生抱怨说某种外语太难学，外国留学生也频频吐槽“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如果排除教学问题，这些抱怨背后还有语言本身的规律。

从语言距离角度看，不同语言对于外族人学习的难易度是有差别的。这里提到的语言距离，包括人们的语言接触史、语际距离、基因距离以及文化距离等因素。

欧洲就有学者研究语言距离对于外语学习选择的启示。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共有24种官方语言，上述语言均享有同等权利，欧盟所有官方文件、出版物、重要会议以及官方网站，均须同时使用这些语言。但是，普罗大众无法学习如此众多的语言，那欧洲公民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语言呢？在《我们需要多少种语言》一书中，金斯波和韦伯两位经济学者，通过语言距离等指标进行经济学统计和分析，认为理想的欧盟公民需要学习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基于这四种语言，可以相对容易地再去学习其它语言。

对于中国人来说，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距离就比较大，而与韩语和日语之间的语言距离比较小。如果英语水平较高，再学习其它欧洲语言的难度也会降低不少。再如，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而加泰罗尼亚语与之语言距离较近，且该语种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安道尔等国的使用人数超过1000万。在西班牙语学习基础上，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学习加泰罗尼亚语，扩大外语语种。上海外国语大学今秋开始在印地语专业加设乌尔都语课程，从语言距离上看，两者的语法和语音基本一致，只要在学习过程中稍加区别，就可以兼顾掌握这两种南亚地区的重要语言，一举两得。

国际化城市发展推动多语种学习

近年来，我国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和长三角城市经济带建设加速，城市国际化步伐也不断加快，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城市外语能力建设将成为上海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必须看到，技术、资本、资源、市场以及人才的国际交流无一不需要外语能力作为强大支撑。

记得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曾开展过一次近万人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除英语之外，日语学习者数量紧随其后。此外，调查统计学习人数超过100人的语种为：韩语、德语、法语、俄语以及西班牙语。而其它国际通用语种，如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学习人数均不超过百人。从外语语种人口看，上海外语语种还是比较有限的，且语种人口极不均衡。但是在工作外语语种的使用需求情况中，我们发现上海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外资企业对于员工外语能力要求有所提高，近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单位需要使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其中需求量最大的还是英语，依次排在前列的语种还有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等语种也有需求，甚至还有单位需要意大利语和泰语等语种人才。以上供需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日益多元化发展的上海，多语种外语需求正在扩大，尤其是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城市发展对于小语种，乃至非通用语种的需求，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国家战略需求决定外语学习导向

外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须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战略需求。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既然美国占有Q值最高的英语，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美国人就不需要再学习别的外语了吗?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素来重视外语教育。

早在1958年，美苏争霸如火如荼之时，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将外语教育列入三类核心课程之一，在众多语言中界定了对国家安全、外交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称其为“关键性语言”。美国中小学普遍开设俄语、汉语、朝鲜语等“假想敌”国家的外语课程，在各大高校设立大批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异军突出，对美国经济造成强大冲击，美国外语教育则进入所谓的“丰田时刻”。卡特政府曾授权成立“国家外语与国际研究委员会”，制定国家外语教育战略，美国高校大量开设众多日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语言课程。“9·11”事件之后，美国重新将“关键性语言”提上议事日程。2005年，美国出台《国家安全语言倡议》，由国防部牵头，鼓励和资助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地语、汉语和朝鲜语等事关国家安全语言的学习。可见，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志和战略导向。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核心地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启动，沿线和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必将受到关注。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大批具有精通对象国语言、深谙对象国社会文化，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经贸领域中的高端国际化人才。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高校应有计划、分步骤地开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课程作为大学生的第二外语，以满足国家重大现实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型，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语学习也将随之启动，未来国家将重点支持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战略语言”的外语教育，非通用语种等小语种人才建设战略规划也启动在即，高校开展相关的多语种课程建设正当其时！

个性化动机主导第二外语学习

个人外语学习动机主要分融合型动机（如兴趣、爱好等）和工具型动机（如求职、就业等）两类。传统观点认为，人们学习外语主要出于工具型动机，比如为了求职或是应付各类考试。然而，在对上海市民外语学习意愿，尤其是第二外语学习意愿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众多受访者表现出显著的融合性动机：31%受访者认为提升外语能力的主要动力是出国进修、海外工作、出境旅游和探亲的现实交际和沟通的需要，更有15%的受访者出于兴趣爱好愿意继续提高外语能力，以上动机都属于融合性动机。

外语学习理论认为，融合性动机对于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具有更为稳定和长期的影响和作用。此外，73%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学习第二甚至是第三外语。受访者的外语语种的学习意愿从多到少，依次为：日语、法语、韩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

当然，个人外语的选择还会受到其工作性质和从事专业要求的影响。比如，法律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须学习德语；艺术领域人才就不能忽视意大利语；航空工程技术领域人才需要学习俄语或法语；在人文历史研究领域，如梵文、巴利语、拉丁语、古希腊语等虽不具交际价值，但同样具有学习价值。今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相继开设拉丁语课程和古希腊语课程，就深受广大学子追捧，人气爆棚。

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特说过：“人类通常总是面临资财的匮乏，而很少会因为资财多得难以利用而陷入困境。在语言上也是如此。一种语言的表达手段毕竟有限，允许外来语与本族语共存，有利于本族语扩大表达范围，增强表达能力。此外，学习一门外语，用外语进行思维，是最适当不过的精神操练，由此人们将能获得一种不局限于某一具体语言的更一般、更正确的语感。而更有意义的是，掌握了一门外语，就是获得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途径。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认识世界，通过比较各种语言来比较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