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现在成为下一代创业者的风险投资人，对一些早期新创公司，他们玩得挺大，甚至不乏冒险的赌注。

“1999年，当中国人均收入还仅仅是每年850美元时，31岁的创业者沈南鹏和三个小伙伴相信中国很快将发展出一个巨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他们创建了一个旅游预约网站——携程。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增长了9倍，国内旅游市场火箭式上升到了4000多亿美元的规模，2003年，携程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募股（价格在交易日的第一天就翻了倍）。如今，携程的市值超过100亿美元，沈南鹏成为亿万富翁。”这段话来自最新一期的《麻省理工技术评论》，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转型”，以及中国的创新创业浪潮已引发了西方科技世界的目光。

时间退回到2005年，沈南鹏开始转换角色，从明星创业者转变为风险投资人。这与他的美国同行的路径很相似。网景公司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在功成名就后成立安德森霍洛维茨风投基金公司。2012年，这个风投公司成立短短3年就震动风投界，业界将它的影响力称为“安德森霍洛维茨效应”，它投过的公司后来家喻户晓，包括Skype、脸书、推特、Instagram、Airbnb。还有在线支付工具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与他创立的顶级风投公司“创始人基金”。沈南鹏也翻开了他的职业新篇章：孵化新一代创业者。他参与创办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据金融时报报道，该基金目前估值60亿美金。

吸引国外技术创新圈注意的是，成为风险投资人的沈南鹏仅仅是中国创新创业浪潮下的一个弄潮儿，一个缩影。这不仅因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风投目的地，根据普华永道的记录，2014年，在中国发生了1334笔风投，而在2013年还是738笔，2012年是473笔。也就是说，就是这两年，中国吸引的风投数量扶摇直上，这也暗示了这块土地突然迸发的科创活力。

这个增长势头支撑起了中国新兴的新创企业投资模式——更早期，风险更大。2009年，中国早期创业项目投资约占所有风投和天使投资的16%，到2014年，这个数字翻倍了，达到31%。投资人把更多的钱投给早期项目，因为投给更安全项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为了及时跟进中国的创新市场，目前，在中国出现了不少在北京、上海、硅谷三个地方来回飞的风险投资者。

算起来，风投出现在中国还是10到15年前的事，彼时，外国基金开始在中国建立办公室，寻找投资机会。当时，对“准企业家”而言，机会也是有限的，许多企业创始人当年还是拿着自己的积蓄，或从亲戚这里凑钱创业的。过去，中国国有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国有企业的项目，这被认为更有保障。

不少金融顾问机构将在华风投增多的原因归于中国创业者阶层的崛起，这群人通过公募获得巨大财富，如今他们又投入到扶持新创公司的事业中。

除了携程，其他公开募股的科技巨头还有：百度（2005年）、阿里巴巴（2014年）、腾讯（2015年）。这些公司的创始人跟沈南鹏一样，都走上了打理风投公司的道路。这些人通常被认为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大佬，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他创建了云峰基金，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了顺为资本。

在外国科技同行看来，这些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影响力不止于直接的风投项目，而是对创业者和其他投资人都是一种无形的鼓舞，为中国的创业梦正名。“以前，对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创业是一件要承受巨大压力的事，他们毕业后更倾向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开始把钱拿回家里。但今天，希望发起一家新公司的孩子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父母，他们有了创业榜样。”在老外眼里，大学生的创业热情是中国创业热的一个标志。

郑健灵在上海长大，在加拿大上大学，并留在当地从事咨询工作整整8年。2008年，他回到上海，创建了一家在线学习公司。“当时，对风投来说还为时过早。”他回忆，第一笔资金来自联合创始人自己的积蓄。2010年，他们把公司卖掉，把所得收入投入到一种此前都不太可能的全新商业模式里：为其他创业者提供创业空间，取名“联合创业办公社”。如今，郑健灵的团队在上海和北京管理着15个创业办公空间，里面入驻了约250个新创公司，大部分是技术驱动型的小公司。眼下，他正打算在杭州、南京、深圳开新空间。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新创公司活跃的一面。

当然，中国的巨大体量对新创公司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初创公司能获得快速攀升的机会，但同样地，竞争也异常激烈。“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有个新主意，也许同时有3个团队已动手干了。在中国，大概10-20个或更多的、已经获得资助的新公司，已经在干你想到的点子了。”一名投资观察者这样说。

文汇报记者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