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劲峰

上周在上海财经大学出席一个学术活动，有幸遇见了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学院两院院士、图灵奖获得者JohnE.Hopcroft(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在国际计算机科学界，很多人都知道Hopcroft教授的威名，早在1986年，他就因在算法及数据结构的设计和分析中所取得的决定性成果，获得世界计算机科学奖最高奖图灵奖。而在美国，Hopcroft教授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物。在老布什当总统时，就把他委任成监督科学基金使用的美国科学委员会成员，所以，他算是有机会对总统大放厥词的主。这些年，这位老先生不知何故，竟然爱上了中国，不远万里来华访问已经好多次。

这次到上海财大，Hopcroft　教授参加该校理论计算机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后，就很主动地拉着学校的领导谈谈当今大学教育与科研。我有幸陪同，才意识到这位大师对当今中国的高等科学界竟有非常深刻的洞见。

中国的大学必须改变由资深教授给年轻老师分配研究任务的做法

记得那天闲聊，Hopcroft教授很坦率地谈到，中国政府很重视大学教育，这是好事。可是要办好大学，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必须改变。或许因为谈话对象是大学校领导的关系，他讲到了大学排名。

现在，政府相当重视对大学的投入，同时也迫切希望大学能快点产出成果，而一些大学校长们又特别在乎排名，似乎各种排名就是对学校工作的肯定。显然，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他看来，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下一代具有天赋的人——这和大学能拿到多少研究基金没什么关系，也和教授发多少论文没什么关系。在大学，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个人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兴趣，第二个就是外生的需求。

Hopcroft教授特别提到，大学教师个人的研究兴趣是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所以中国的大学必须改变由资深教授给年轻老师分配研究任务的做法，应该鼓励年轻老师按照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具体要做什么。

至于外生的需求，其实是指来自国家社会层面对经济技术发展的需求，但大学同时也须注重基础性的研究。正因为两者不可偏废，所以研究经费的拨付和相关的科研评价体系应与之匹配。在具体考察的时候，重点不应该是一位研究者是否按照步骤做了原来计划书里提出的课题，而是考察经费是否用到科研上，哪怕他做的和原先的计划有些不一样。

在Hopcroft教授看来，研究工作要追求影响力　(impacts)，也就是重质而不是量。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比如，在计算机界就有一位学者，十几年里发了超过250篇顶级会议和期刊论文，可都是一些没有影响力的文章。那么这样的人给国际学术界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哦，这个人就是知道怎么发文章，且组织了一帮年轻老师和博士生们干出这么一大堆!”。很显然，这样“高产的学者”并不是Hopcroft教授欣赏的对象。

引进一流人才只是建设一流学科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是要发挥一流教授的才能

当今的国内大学普遍重视人才引进。建设一流大学，就要有一批一流的学科；而建设一流的学科就要有一流教授。所以归纳一流大学的本质，教授就是大学。但是，引进人才工作，首先要知道如何鉴别一流人才。

怎么评价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呢？是简单地数一位学者发了多少核心期刊的文章来作为参考吗？　这次，Hopcroft教授倒是支了个招。他认为，鉴别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很简单，先去选三位相同专业方向上的优秀科学家，然后问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大概90%可能会说没有，那这个人肯定不行。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是知道，那么就问第二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　读过他的研究论文吗？　如果知道而没有读过论文，这个人也不是上佳之选。如果得到的回答是“读过论文”，那么就问第三个问题，这个人的论文有什么学术贡献。要是说不出印象深刻的贡献，这人还是不灵。

听Hopcroft教授讲这一席话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他讲的分明就是康奈尔大学选人的基本理念嘛!

有了一流人才只是建设一流学科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是要发挥一流教授的才能。他们的贡献不仅仅是多几篇顶级论文，更重要的是由一流教授主持课程建设、学生培养、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教授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参与到日常的教学活动，这一点对大学至关重要。

谈及大学的教学，Hopcroft教授显然对如今高校盛行的由学生评价老师而可能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非常清楚。如何提升大学的教学水平，他开的药方是，由大学的副校长和院长系主任们去听课。比如副校长一年听10次，院长系主任听20到

30次。听课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看看上课老师是否非常投入、有激情，学生是否被老师吸引住了，能把自己完全交给老师、跟着老师的节奏走。二是要让老师们写下来这一堂课他要教会哪些内容。老师要是只会跟着ppt从头到尾说一遍，一定不吸引人，也写不好要点。所以教学评估其实很简单，只要从每个学校任选5个系、每个系任选5门课，派人听上25堂课，这个学校的教学情况就都清楚了。

在中国高校打造一流的研究中心，需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我个人对国内学术界的一些观察，目前不少高校已经在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上有新动作和新亮点，且总体来说，大家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必须引进一流教授，然后由他们来主持科研教学、人才引进和学生培养。故此，有的高校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崛起一个可以与国际一流名校媲美的研究环境，从而形成对一流人才和优秀学生的集聚效应。

在上海财大，基于同样的雄心，“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最近应运而生。当然，一个新起炉灶的研究中心本没什么太多可以评论的地方，但我们在酝酿这个中心过程中，一些顶层设计层面的思考，或许会对一些学界同道有所帮助。而事实上，在这个中心的筹建过程中，Hopcroft教授也给出了他的很多真知灼见和中肯的建议。而在中心揭牌那天，出任研究中心主任的陆品燕教授已经坦诚地交了底———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大学打造的世界一流研究中心，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的问题。

显然，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陆品燕教授是有他独特的思考的。在他看来，既然这个研究中心建在中国的大学，那当海外华人学者来到这里访问、研究、工作的时候，就不仅仅觉得这里是另外一个类似MIT、普林斯顿的国际一流的研究所，而是把它作为所有华人理论计算机科学家一个共同的家园，所谓家园，就是带有一种民族情绪与情感寄托的。但他同时也有一种警醒：“如果太偏中国特色华人学者，那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心，与国际一流严重脱节，最终导致吸引过来的海外华人也是一帮三流的学者，真正一流的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华人学者也不愿意过来这边浪费时间；而另一方面，如果纯粹去追求已经成名成家的老外学者，最后效果可能只是撑了门面，没有真正起到效果，而且整个中心会变得非常脆弱，不可持续发展。”

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而任何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都会对一流的研究者、对那些骨子里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学者产生吸附力。现在，我们也开始朝这样的目标迈进。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