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贵州，一所当地“顶流”小学的一名家长反对教师给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与教师发生冲突，结果遭全班共39名家长中的37名家长联名“请愿”，要求这名家长的7岁孩子转学。

在此现实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多数家长支持学校教师的“违规”做法？学生“减负”的规定又该如何执行？

事情还要从去年10月16日说起，当时翟老师要求没有得A的学生留堂罚抄作业，其中包括妞妞。

妞妞直到下午一点半都没有写完。而妞妞爸爸并没有按照校园规定登记，直接闯入校园接走了妞妞。理由是，“我孩子没必要一定得A，我不接受对孩子的这种体罚”。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11月家委会的第一份《请愿书》。

而今年3月15日，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妞妞妈妈中午12点要求进入校园接孩子，当要求被拒绝后，她直接强行翻越学校的伸缩门，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学校事后出具的《关于3.15事件及处理意见》也证实了此事。于是，3月17日，家委会再次撰写了《请愿书》，要求加强管理，对扰乱学校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理。

笔者注意到，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签字的多数是孩子的父母，不再是由祖辈代签。

第二次《请愿书》事件后，用妞妞妈妈自己的话来说，她也豁出去了，多次举报翟老师教唆，指使家委会单独建群，孤立学生；同时，还举报翟老师收受礼物（家委会集资买的花，其中妞妞妈妈因反对未付费），违规超纲教学，违规给学生排名等问题。

今年8月2日，贵州市教育局认定，北师大贵阳附属小学翟某违反师德师风，主要问题是收受家委会礼物，公布成绩排名，考试前漏题，对家委会独立建群排除个别家长持默许态度。给予翟某全区通报批评、撤销年级组长职务、取消“市级名班主任”称号的决定。

首先必须明确，这37名家长的联名“请愿”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为，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学生的平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投票、“请愿”属于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而依法保障适龄孩子的基本受教育权，并不在此范畴。

也因此，当地教育局已经对涉事教师做出师德处理，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但该处理通报发出后，仍有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为涉事老师“叫屈”，要求这名家长“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论是按“双减”意见，还是之前的减负规定，学校老师都不得给小学一二年级低年级学生布置书面作业。因此，这名家长反对教师给自己7岁的孩子多布置书面作业，是正确的也应该得到支持。

家长是促使“双减”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之一——家长积极配合，反对学校给学生“增负”的措施，并向教育部门举报，由教育部门进行查处、问责。

之前，我国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效果并不好，就是因为不少学校违规补课、组织考试、公布学生成绩排名，家长并不向教育部门举报，教育部门也视而不见。

但是，要求严格落实“减负”措施的家长，却被其他家长“孤立”，也并不令人意外。

前年，南京就发生家长反对给学生“减负”的风波，家长质疑“减负”让学生变“学渣”。最近也有新闻报道，上海一所初中学校也发生一名家长举报学校举行“月考”，却遭到其他家长“怒怼”。

这些家长的理由是：你要“减负”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影响其他孩子追求进步。老师“违规”给学生布置作业、学校“违规”组织月考，这是“真正对学生好”，都不做作业、都不考试，难道中考时“开盲盒”？

一些家长甚至因此质疑举报的家长是别有用心，是自己孩子不行，也让别的孩子不行，或者自己有条件给孩子补课，而故意让学校不给孩子布置作业云云。

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双减”生态下困境待解。

客观而言，由于我国的教育评价还存在唯分数、唯升学的问题，因此基础教育存在应试倾向，严重竞技化、功利化。“双减”致力于消除教育的“剧场效应”，让每个学生、家长都“坐下来”舒适地“看戏”，也就是因循孩子的成长规律让其学习、快乐成长。

然而，在严格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很多家长依旧不愿意“坐下来”。他们担心自己“坐下来”了，其他家长依旧“站着”，自己的孩子必定在“提高1分干掉千人”的升学竞争中吃亏。

于是，在校内，默许学校违规布置作业、补课，在校外，学科类培训从公开走向“地下”，“保姆式家教”“高端私教”受追捧。

可以说，“减负”也成为家长间的博弈——你“减”，别人不“减”怎么办？在“减负”博弈中，很多家长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主动跳下“应试军备战车”的家长少之又少。

在这些“特立独行”的家长“跳下车”的行为对其他家长不构成影响时，其他家长没意见，否则就会像此事中被孤立的家长一样变成众矢之的，甚至本该维护学生与家长利益的家委会也成了学校为学生“增负”的“工具”。

说到底，“双减”要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实效，只盯着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的规范办学是不够的，仍需发挥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

纵观整个事件，这是由一个极具“个性”的家长和班主任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

这位班主任虽然在教学上还算尽心尽职，但就职业道德来说，确实存在问题。贵州市教育局的通报便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家委会联名“请愿”的行为，若真是班主任通过“家委会”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无疑是错误的。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一行为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一个孩子被孤立。

但有一说一，这位家长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她的问题在于完全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她和丈夫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由第二次请愿书，绝大部分家长不再容忍就是最好的证据。

可以说，这起事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非但没有赢家，孩子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家长和老师，本质上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孩子。对抗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得矛盾升级，直到最后无法收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综合：新京报、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