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召开。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顾诵芬是交通大学1951届航空工程系本科校友，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年，也恰逢顾诵芬在交大求学毕业70周年，他立志航空报国，带领团队造出属于中国人的“争气机”，在母校师生和校友中广被传颂，也激励着所有交大人努力拼搏、砥砺奋进。

记者从上海交大获悉，顾诵芬也是继吴文俊、徐光宪、王振义、黄旭华之后，第五位获此殊荣的交大人。

高中毕业填志愿，他只报考有航空专业的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

顾诵芬与飞机的缘分，开始于他的少年时代。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母亲潘承圭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1935年，顾诵芬5岁时父亲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全家迁居当时的北平。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中国二十九军营地，幼时的回忆里，漫天压得人睁不开眼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那时，顾诵芬便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航空报国梦早早地在心中埋下。

小学毕业后，顾诵芬就读于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这所中学离交通大学很近，原本便是从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的外院、附小演变独立出来的，教学上长期与交大对接，为交大提供了大量优质生源，相当于交大准“附中”，因此顾诵芬在中学期间就对交大的学风、办学情况了解比较多。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的都是有航空专业学校，包括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全部被顺利录取。最终，他选择就读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巧合的是，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和叔叔顾廷凤也都就读过交大。顾廷龙自1924年至1925年求学交大，后辗转考取了燕京大学研究生。叔父自1926年至1930年求学交大，和交大知名校友张煦、王宏基在交大是同班同学。顾诵芬一直珍藏着父亲的墨宝文集，在父亲去世后，将他的两本著作——《顾廷龙书法选集》和《顾廷龙文集》赠送给母校交大。

“一定要按照规则办”，对大一物理实验报告的严要求印象最深

交通大学对学业要求非常严格，从一年级的物理实验报告，到四年级的毕业设计，老师把关都很严格。回忆在交大的求学岁月，顾诵芬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一时物理实验报告一定要按规则办，而且要一丝不苟地用英文书写，有的学生偷懒凑两个数据，被老师发现后要狠狠批评。后来，顾诵芬回忆说：“我在控制有效数字方面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即搞工程量尺寸，能量到多少只能写多少，不能胡乱加减。” 除此之外，在交大，英文的阅读训练、写作训练以及口语训练都比较强，当时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英文的。正是打好了基础，毕业后在工作中他受益匪浅。

1951年交大毕业时的顾诵芬

大二时，顾诵芬修读了航空工程系教授季文美先生开设的两门基础课。季先生讲课突出基本概念，先讲解问题的由来，还联系工程实际讲将来可能会遇到些什么问题，然后让学生去运算。这样系统的训练对顾诵芬影响很大，为日后顾诵芬成为工程师打下了基础。

三、四年级专业课的授课教师是曹鹤荪、杨彭基等名师。“工作千变万化，只要知道该怎么做，就能做出来。我们开始设计飞机的时候，在学校里没学过。最突出的问题是，喷气式飞机的进气道怎么设计，当时没有现成的数据。1956年，我开始搞飞机设计，当时北航张桂联教授有些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看了以后，提炼了一些方法，基本上还是运用了学校教的那一套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所以我感到，学校的训练对自己以后的工作用处很大。”顾诵芬日后说起求学经历，认为学校教的一套研究问题的方法给自己指了路。

1950年至1951年，顾诵芬在交大就读期间所作《飞机设计》的实验报告

彼时，航空工程系系主任是王宏基先生，他和季文美、曹鹤荪、许玉赞先生等都是交大毕业生，1930年代被教育部选派留学意大利都灵大学专习航空工程，回国后在交大创办了航空工程系，他们学养精深，爱校爱生。学校另开设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通识大课，请知名人士来新文治堂讲课。那时文治堂的凳子是用木料临时搭的。尽管环境简陋，学校和学生的热情都很高涨。

顾诵芬与交大同窗学友合影（前排左三）

歼教-1首飞成功，周总理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1951年8月，顾诵芬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恰逢当时我国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面对家人的不舍，怀揣着航空梦想的顾诵芬还是踏上了北去的火车。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仪器设备都处于急缺状态，中国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造的，只能原样复制他们的设施，对设计原理一概不知，也无权进行任何改动。

那时顾诵芬就已经意识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1956年8月，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首项任务是设计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

没有任何指导参考文献，经验技术极其匮乏，在大学里学习螺旋桨飞机的顾诵芬只能从头学起。“当时也没复印机，我就买描图纸、三角板、曲线板，把有关的图都描下来。花了一个星期，把这篇文章基本上看明白了。”原理解决了，剩下的是设备问题。

没有整流罩，他们用医务所的废针管，把它不锈钢的很细的头焊在铜管上接出来做成一排，然后外面用薄铁皮做个整流罩，没有好的风洞，他们就到哈尔滨军事工程院一米五口径的小风洞里去做，一个月的时间拿下了实验。描图纸、废针管，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下，历时两年时间的研制，歼教-1首飞成功。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三年后，研究所承担的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千担任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不幸的是，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顾诵芬和同事们克服了巨大压力，攻克了无数难关，1969年7月5日，歼8战斗机实现首飞。

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为了搞清楚问题所在，顾诵芬三次乘坐歼教六紧随歼8飞行，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流动情况，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专业人员，顾诵芬在空中飞行时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过载。但是，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震问题也因此得以解决。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同年10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与顾诵芬一样，那时的一批交大学生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中。虽因机遇因素有种种不易，但也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

顾诵芬“歼-8之路”上的领路人徐昌裕（1936届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黄志千（1937届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同学屠基达（1951届航空系），校友庄逢甘（1946届航空系）,王礼恒（1962届火箭发动机）等一大批交大校友默默扎根航空系统，在那样一个年代，互辅互成，在华夏的腾飞篇章上留下粲然一笔。

从2005年开始，顾诵芬的名字与交大“年度捐赠人”紧紧相连

顾诵芬曾多次感慨，若是没有当时在母校交大打下的良好基础，就不会有他如今的成功和荣耀。“每当想到母校所给予我的一切，都会满心激动，满身暖意。总想着能取得一些成绩，来回报母校！” 他不仅这样说，也默默的这样做。

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上，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了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

2012年底，顾诵芬参加了运-20的试飞评审。那时他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2013年手术住院期间，顾诵芬还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嘱咐同事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一些重要的外文资料他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他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而他多年来一直热心关注着交大的发展：捐献飞机设计模型、照片及资料，以供教学实验和校史展示；捐赠8万元用于闵行校区文博大楼建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

自2005年伊始，顾诵芬的名字就与“年度捐赠”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期盼着这些捐助能化为学子求学夜路上的一盏灯；在母校校庆期间慷慨解囊，为建设闵行校区校史文博大楼竭尽所能，时刻关注为母校发展添砖加瓦。

2008年，顾诵芬回母校参加航空航天学院成立典礼，并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2011年10月28日，在毕业60年之际，顾诵芬重回母校，为航空航天学院学生做学术报告。虽白发苍苍，站在讲台上的顾诵芬却精神矍铄。联结过往与未来的星海在他眼底展开，看见的是他嘴角藏不住的笑意，看不见的，是他心底为家为国为朝气蓬勃的后代展望的未来。

2011年，顾诵芬获颁上海交通大学“杰出校友卓越成就奖”；2018年9月，恰逢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建院10周年暨航空学科83周年纪念，校长林忠钦为名誉院长顾诵芬颁发学院建设“功勋奖”，感激他为国家和母校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的无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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