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2018）学术年会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四位先生获得新一届学术贡献奖。他们不但著作等“身”，而且著作等“心”；他们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做大学问、真学问；他们以深厚学养赢得尊重，以人格魅力引领风气。

王邦佐：政治学应将目光投向现实问题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王邦佐长期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双肩挑”，一代又一代政治学人的培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建立和阐发，都与他的辛勤耕耘息息相关。谈起政治学的发展，他始终认为，理论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应将目光投放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的现实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学术事业百废待兴。邓小平关于政治学“要赶紧补课”的指示，激发了王邦佐极大的学术热情。1980年，他与孙关宏教授于1980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立政治学教研室，次年即开始正式招收“文革”后的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生。此后，又逐步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2年4月，复旦大学承办了有来自全国22个省市相关学科教学科研人员参加的讲习班，为当时政治学得以在全国恢复和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这期讲习班后来被学术界戏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补课”之初，荒废数年的政治学研究基础薄弱，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王邦佐一开始就抓住了“补课”工作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政治学必须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方向。王邦佐参与撰写和主编的《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教材都是围绕这一任务确立起基本体系。其中，《政治学概要》于199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被全国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省市级党校选为教材，多次再版。

在承担教学工作、编写教材的过程中，王邦佐也逐步探索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在《政治学教程》和之后的几篇论文中，他根据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及他基于列宁和邓小平对苏联和中国政治现实的论断所提出的“政治是大局”的核心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观”。后来，在《<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等文章中，他指出《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纲领性著作。围绕《宣言》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同，也在后来出版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学教材中得以延续。

除了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完善，王邦佐将许多精力投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研究。对现实的敏感关注和敏锐分析形成了他对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某些重大问题的超前见解。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内却仍高扬“时代没有变”的口号，为此他与孙关宏教授于1980年发表《“时代没有变”的提法不妥》一文，强调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是发展变化的。1985年，在《从“一国两制”看主权和治权的关系》一文中，他原创性地运用主权与治权本质统一而运行适度分离理论，为港、澳回归祖国及中国的统一提供理论依据。进入90年代以来，他较为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深刻阐发了民主政治是统治制度、组织形式和政治文化有机统一的观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特色在于其与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历史传统和文化相关性。针对2013年底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式民主”概念上的分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评价中国式民主不能用概念来评价，而要用实践来评价。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来看，它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

“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在王邦佐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徳教授的这句话一直铭记于他的心中。在他看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观点都要留有余地。“社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人们就无法理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历史人物，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王邦佐在一次采访中强调，“政治学研究这些年有了很大发展，但问题也很多，还需要大家踏踏实实地搞研究。”

王家范：对中国历史进行通贯性的思考

回顾自己入行半个多世纪，王家范的深切感受是：“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从1957年踏进华师大文史楼到今天，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明清史、江南区域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代表作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学与史家》等。

“我就是一个教书匠。”这是王家范给自己的定位。196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王家范站上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年。不同于某些高校老师重研究轻教学，王家范总是费劲心思写讲稿，每年反复修改。1990年，应系里的要求，他给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历史通论”。现在学界所熟知的《中国历史通论》即由该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这本著作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才面世。从1990年开始，王家范就着手进行整理讲义使之成书，在这一过程中，王家范推翻了三稿，期间赶上评职称，他也拒绝了别人劝他赶紧出版的建议，他说“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子了，书很早出来就不能改了。”最终，该书在200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2 年，又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

在这本凝结了他四十年讲坛心血的《中国历史通论》中，王家范将史家通识与历史真实浑成一体，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通贯性的研究与思考。该书以高度自觉的问题意识，尤为关注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何以能延续两千年之间，而中国的现代之路为何艰困、又将通向何处。“在他汪洋恣肆的笔锋下，对家国与生民的关切以历史的冷峻思考而带出，因之，他的思考与写作既有对传统、对民生、对文化力量的敬恕，又不乏尖锐深沉的批判。”复旦大学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这样评价。

此外，《中国历史通论》也是王家范教育理念的集中展现。正如他在该书绪论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份有着明显主观色彩的“讲义”。在他看来，课堂教学从来不存在什么标准模式。每个教师教的“中国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国通史”。教材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编写者自身的理解和方法论“示范”，否则只会变成知识点间缺乏相互联系的“展览”，不具启发性。值得一提的是，贯彻其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观的《大学中国史》（主编）作为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广泛应用于本科历史学，对历史学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王家范对明清江南市镇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范式。1980年，从农民战争转为明清经济最后确立明清市镇研究的王家范，带领学生几乎走遍了苏南、浙西的大小名镇，深入坊肆田野，与当地人交谈。“环境人文都有些感性的东西，历史要有感性的东西在里面”，“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再去看史料，就会有新的感受和解读。”他这样说。1984年，《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论文的思想一经表达就引起了学界轰动，极大推动了江南市镇研究的开展。2006年，他又发表《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强调社会科学方法与日常生活经验感受的有机结合，从而超越以江南区域史料硬套经济发展理论的窠臼，由此影响了此后江南史研究的取向。

对于从事明清江南史研究，出生于江南小镇的王家范一再强调自己的“兴趣主义”：“我这个人从昆山小镇出来，没有雄心壮志，就是好奇心强，研究凭兴趣出发，好处是比较淡定悠闲。我就想了解江南史是个什么模样，我不想成为江南史专家，我不想写大制作的，我从来不写大制作。”学术上的这份好奇心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也一直延续到他的生活中——刚刚迈入80岁的王家范像年轻人一样，用起手机、ipad、电脑得心应手，令人颇为惊叹。“老年嘛，就玩啦。我这个人一生有好奇心，对我不知道的、别人玩的，都要试一下。”他这样说。

郑克鲁：翻译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茶花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高老头》《红与黑》……很难想象，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法国经典文学作品竟然都出自同一个译者——郑克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研究60年，他已经完成1700多万字的译著，其译著的总字数甚至已经超过傅雷、许渊冲、郝云三位著名法语翻译家译作字数的总和。

翻译家光环的背后，郑克鲁的学术研究也硕果累累。从参与主编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两套大型丛书《外国文学作品提要》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以及他主编并撰写的《法国文学史》，到之后又陆续推出的《现代法国小说史》（上下册）《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法国经典文学研究》等数十部学术著述和近百篇研究论文，还有他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外国文学史》教材——这些学术著述和教材的总字数已经超过2000万。共计4000万字的成果中，一部分收录于今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8卷《郑克鲁文集》。

对于郑克鲁来说，翻译和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他的翻译作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会搭配一篇高质量的序跋，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的文本分析，探索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的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这与他学文学研究的出身密不可分，当年他走上法语翻译这条路，就是从写《红与黑》的评论开始的。他的著译中还附有许多非常详尽的译注，便于读者深入理解文本。在翻译理念上，郑克鲁尽量忠实于原有的句式和句法等语言特征，同时充分发掘其字里行间的意义、意境、语气、基调、意蕴和节奏等文学要素，合理运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准确通畅的前提下力求文字优美，是“信、达、雅”翻译理念的实践例证。

与一般的翻译者不同，郑克鲁会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作家的作品，所以对于译本的选择，他是相当“挑剔”的。21世纪初，译文出版社的编辑请他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他婉言拒绝，因为一来傅雷的译本不错，二来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成二流作品。后来，这位编辑又请他翻译《悲惨世界》，他觉得这是第一流的作品，同意翻译。再后来，译文出版社请他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他再次拒绝，“因为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不久，这个编辑又请他翻译波伏娃的《第二性》。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融合了哲学、生物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社会学等多方面知识，难译且篇幅又长，但郑克鲁却答应下来，“波伏娃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是在小说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这本书是可以传世的经典，值得花时间翻译。”这也是他第一次翻译法国理论著作，翻阅、学习海量的相关理论资料，他花了2年的时间译完全书。凭借这部著作，他在2012年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我六七十岁后就觉得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瞎译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经典上。我现在把雨果的《笑面人》《海上劳工》重译，这样雨果的重要作品我就都译完了。如果有时间，我还想把过去遗漏的东西捡起来，比如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这部分因为在市场没销路，所以没人碰，但作为文化积累有它自己的价值。”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时间宝贵”、“真正的经典”、“文化积累”，这些字眼无不透露出郑克鲁对于传承文化经典强烈的使命意识。

退休之后，郑克鲁依然笔耕不辍，他全身心投入于翻译工作：每天几乎都和夫人泡在校园里，上午10点左右到办公室，一直到傍晚回家，一天工作少则三四小时，多则五六小时。今年，郑克鲁已经完成了翻译伏尔泰三本重要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查理十二》的初稿工作。“我会翻译到不能再翻译了，恐怕也不是很久远的事。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他这样说。

章振邦：创造适合国情的英语语法教学

对于自己的学术成就，今年已百岁高龄的我国著名英语语法学家章振邦先生曾谦虚地说，自己没什么特别的“高人一等之处”，就是始终不渝地有着“三心”，即“事业心、责任心、恒心”。坚持做到根据英语学科的发展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始终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英语语法教学与研究这个“主攻方向”上。

章振邦从小就对语言规律怀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和归纳所学的零散的语法知识，对语法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随着英语学习的进一步深入，章先生更是体会到了语法的重要性，认为语法研究与英语教学密不可分，要把英语讲深讲透，就必须弄懂语法。正是持着这一信念，章先生将其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语法教学和研究的事业中。

1956年，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并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三个专业。是年8月，章振邦被调至上外英语系，与方重、杨小石先生等一同创建英语学科。在此期间，章先生和其他上外英语系的老前辈们一起致力于加强英语基本功训练的教学改革工作，他们早在1965年便总结出了“听说领先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该试点经验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推广，这对改革我国的英语教学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国英语教学采用的基本上是英国传统语法体系。传统语法是根据拉丁语法建立，属于规定语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规定语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章振邦本着兼收并蓄的原则，参照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改革了传统语法书中某些过时的、不利于我国英语教学的部分，由规定语法转向描写语法，采用层次性理念，提出了新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以句法为主干, 以句法带词法，由词法再到句法, 再由句法到章法。

四十余年来，根据这一体系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不断充实完善，迄今累计印数已超过330万册，“章振邦语法”在全国广为人知。他的学术观点启迪了众多英语研究者，激发他们在语言研究中开拓创新；他编写的教材让数百万学习者受益，增强了他们的语法意识和语言能力。

自1987年离休至今，章振邦仍然笔耕不辍。他始终保持着对学术前沿的敏感，为英语教改问题出谋划策。在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的问题上，章振邦指出现存的问题是我国的普通英语教学年限太长，对专业英语重视不够，从小学到大学包括所谓“四六级”英语测试，都是在测试普通英语的水平。专业英语教育的脱轨使得学生毕业后难以在需要专业英语的工作岗位上胜任。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对外语教育作出战略性调整，把普通英语教学任务全部下放到中学阶段去完成，以便学生进入高校时便可专注于专业英语的学习。

此外，在外语教学法的问题上，听到有人对“听说领先法”的质疑，章振邦反驳道“我们中国人在国内学习外语，听说外语的机会少，自然成为外语习得中的薄弱环节，因而在外语教学中从加强听说能力入手，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还强调要积极改革英语教材，推出适合于发展口语的教材。在语法问题上，针对关于“中国人学英语到底要不要学语法”的争论，他强调，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在外语教学中如何把语法摆在恰当位置上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应该教什么样的语法，以及如何使语法教学成为培养语言技能的一个环节。

甚至，在94岁高龄之际，有感于当时社会对汉语词典中字母词的争议，他抱病撰写了时评“也谈汉语词典中的字母词问题”，投书《文汇报》，结合英语词汇发展规律，对汉语字母词的界定提出自己的见解。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继续为外语教育与研究事业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事业做出贡献。

作者：陈瑜
编辑：杨逸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