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以一战眼光看二战中的德国

奇怪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有时也忽视了他们自己发出的警告，即依赖于错误的历史类比是极其危险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无力预见，在调整以后的资本主义及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新且相对健康的德国民主，有可能在战后出现。法兰克福学派还不断担心1918年危机的重演，即胜利的协约国将不受欢迎的和平结果强加给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德国议会政府，导致他们轻易将反民主团体作为反对目标。为了维持秩序和消解激进的起义暴动，社会民主党转而求助于军队内部和保守的准军事自由军团中的传统势力去结束社会动荡。其结果是，不仅造成左派的深度分裂，为纳粹主义让出道路，而且形成了政府和军队仍被反对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思潮所束缚的政治体系。这正是诺伊曼在《巨兽》中所说的，魏玛共和国内毒瘤般的反民主的“反国家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发出关于1918年政治图景的警告，另一方面却屈从于他们所警告的错误本身——他们没有承认纳粹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其有关结束战争和推动德国民主的最好方式的报告充满了对前景的忧虑，认为纳粹会成功利用同盟国之间的分歧以防止德国在军事上的完全失败，而这又会回到德国上一次失败的那种结果上，即强有力的反民主力量仍然顽固不去。如果美国和英国分别与德国军队中希望罢免希特勒的力量讲和，那么，德国重新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政治病态，就将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如马尔库塞所提醒的，既然西方可能在渴望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德国民众心中失去了信任，这种利益交易可能会发挥出俄国的优势。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铲除纳粹主义基础的关键在于同盟国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团结。只有同盟国联合力量才能粉碎纳粹的支柱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且此举一劳永逸。为了帮助德国脱胎换骨，同盟国需要完全占领德国并把参与其罪行的各方面精英都聚拢。纳粹分子及其罪行必须得到清算。基希海默尔甚至建议，如果监狱太满，纳粹分子可以被暂时关入他们自己设立的集中营里。同时，同盟国也必须消除政府机构中的专制主义的影响。而大企业不仅使用过纳粹奴役的劳工，也曾积极支持纳粹政权及其帝国主义政策，所以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也应该实施严格的去纳粹化。对曾经直接犯下战争罪行的军事精英，必须送上军事法庭。法兰克福学派还认为，德国应该永远被禁止发展成军事强国。

法兰克福学派也认同，占领者在摧毁独裁政权以后面临的永久挑战是：一个外国政府如何能在不篡夺留给本土民主力量的任务的基础上协助废除独裁主义并推动民主？诺伊曼的团队希望同盟国军队清除政治障碍，允许德国民主主义者建立新秩序。法兰克福学派坚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了纳粹主义起源的根基之一的理论，希望同盟国为德国工业国有化做好准备，但报告显示，他们也不是很确定何时推动工业化最合适。

诺伊曼在一份1944年的备忘录中说，法兰克福学派极力要求同盟国的团结，而这需要政府在战后联合力量，不仅要吸取英美的长处，也要借鉴苏联的社会结构和实践。诺伊曼建议多诺万，一个稳定的军事政府只能依赖于融合英美民主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革理念。诺伊曼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都渴望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德国。这种估计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不久后西方和苏联之间出现了强烈分歧。随着对现状越来越失望，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察觉到，他们的左翼视野注定对于战后美国的政策和德国的重建几乎不产生影响。

Frankfurt school

秘密的情报分享

就在法兰克福学派在情报工作中的作用几乎快被遗忘时，美国政府于1990年解密了1940年代截获并由英美联合译解的苏联情报信息。一些情报内容显示，诺伊曼曾经以“Ruff”的密码代号活动，为苏联特工提供了不少美国政府的机密。

诺伊曼终其一生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作品既不表明同情苏联共产主义，也不代表他是1930到1940年代激进主义分子的同道。冷战期间，他明确表示反对苏联在东德的专政，由此促成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立，以抵抗德国知识界的苏维埃化。他对苏联和德国军队之间可能单独媾和的忧虑，不亚于对西方和右翼精英之间可能暗中交好的忧虑，因此他在OSS的情报报告并未显示出对苏联共产主义有丝毫亲近。那么，为何诺伊曼会和苏联秘密分享机密档案呢？OSS报告指向了某种可能性。诺伊曼传给苏联的材料非常关注的是：战时联盟可能会过早地分裂，德国的反民主力量可能会巧妙地与西方周旋，以阻止德国在军事上的完全失败，并再次保留德国专制主义的支柱不受损害。“Ruff”分享了一个有关1944年在瑞士的会议的机密。那次秘会上，一名退休的德国将军告诉OSS官员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后来的CIA领导人），德国军队可能会推翻希特勒并清除占据西欧的德国军队，以此为一部分条件，希望同盟国允许德国继续进行反抗苏联的战争。苏联情报机关误将其归类为虚假情报。诺伊曼如此明显的提示就这样被苏联忽略了。

从情报内容和诺伊曼在OSS的工作来看，显然，诺伊曼从事谍报活动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同盟国的团结和苏联参与到结束战争的进程中，才能挽救德国的民主并为德国的社会改革留下空间。当然，考虑到不久后斯大林的军队到处插足，诺伊曼的观点现在看来明显也误入歧途了。

学术和政治

今天，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和对经验主义的敌意联系在一起。大学校园里，法兰克福学派的爱好者主要出现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等专业，而不是在经济、法律或政治科学等领域。的确，最杰出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社会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文化评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都对讲求实际的研究兴趣寡然。但是，这些OSS报告的出版是对以神秘的诺伊曼及其OSS同仁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人忽略的一面的记录。这些缜密的、重视实践经验的实证调查恰恰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们在OSS的工作显示了政府决策者试图利用学术研究的前景和风险。法兰克福学派直面现实政治领域，被迫承担了那些自远于世、明哲保身的学院中人免于承担的风险。而对多诺万来说，雇佣一群外国的激进分子来从事兹事体大的美国情报工作，也着实是一场豪赌。

编译/黎文

刊《文汇报》2013.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