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苏州河鸟瞰图

▲1920年代苏州河繁忙的运输

▲上海市总商会，1930年

▲上海北站（1932年淞沪战争被毁后重建）

吴淞江作为上海与江南联通的重要通道，自1843年以来其地缘优势与商贸地位逐渐显现，上海浚浦局编写的The Port of Shanghai（译为《上海港口大全》）曾多次提到该河道，并重点突出上海那一段：“吴淞江（即苏州河）在公共租界之中区，最为重要。低潮时，直至苏州之河面，统阔一百英尺，统深四五英尺；在苏州与运河相会，而通杭州、镇江。”从上海出发，沿着苏州河，可通达苏州、杭州、镇江等地，继而与整个江南内河水网相连，水路、商道互联互通，在区域内外的商贸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苏州河沿岸景象

位于“公共租界之中区”的苏州河，随着沿岸的开发，从最初的码头林立，到后来成为仓储中心、工厂重地——“苏州河（即吴淞江）下游七英里两岸备极繁盛。面粉丝纱等厂栈鳞次栉比，惟货物上落，则须借助驳船耳。”（《上海港口大全》，上海浚浦局1934年刊印）从中可知，当时江南乃至更广泛区域所产的大量货物都是通过苏州河转输，出现了专用码头，并设立大量厂区与栈房。沪宁、沪杭甬等铁路开通后，这些码头连同苏州河航道，与铁路上海北站（当时北站被称为“京沪交通之总枢纽”）形成有效的水陆互动格局，更有力推动了这一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北站邮局，选自《1932年十九路军抗战纪念图册》

在近代上海独特的口岸制度导引下，来自各地的商家、工厂主乃至钱庄老板、银行家，与外国的商行、银行，在上海苏州河沿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个与世界市场有着广泛联系的加工业、仓储—金融体系也在这里逐渐建立起来，由此使苏州河两岸的街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上海北站（1932年未被日军轰炸前）

位于苏州河边的“北站街区”也揭示了苏州河与近代上海城市崛起的关联性。“北站街区”位于苏州河北岸，早年这一带河流纵横，地势开阔，村落、草堂、古桥、宗祠、墓地散落其间。一些老地名富有浓郁的乡村气息，有些是村落名，有些是河流名，有些是古桥名，有的还是当地的庙宇名。从方志与一些文集记载来看，这一区域人口稀落，民居皆傍水而立。一些姓氏在不同时期，出自不同的背景，迁居于此，部分村落就是以姓氏命名。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这样的景象与景观，到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改变。

明清时期的地籍反映，这一带属上海县二十七保十图、十一图等，称为“新闸”。新闸跨吴淞江，新闸以东，即为“老闸”。在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中，上海道契是重要的文档，要结合相关地块进行细致考察。上海开埠后，实行一种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其契约称“道契”。这是一种土地文契，其契纸称为“出租地契”，在租界内，把地产使用权转让给外国人，因例送苏松太道署盖印发给，俗称“道契”。这类文契名为永租，实同买卖，成了外国人在华执业之凭证。道契一式三份，分別标上、中、下，上契存各国驻沪领事馆，中契存上海道台，下契由租地人收执。契约名称，英文为Shanghai Title Deed。在所发的道契中，有两种编号，一为地契号，另一种为租地分，后者指土地坐落。租界的拓展，是北站街区形成的重要时期。体现在道契上，早在道光十七年（1891）之前，外 国人已开始在这一带租地，地价每亩几百两不等。这一带的开发，与租界的扩张进程直接有关。1848年的英租界地界，西以周泾浜（今西藏路）为界，北以苏州河为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从1895年开始，英美租界谋求扩充。1899年，实现扩张计划，并正式改称国际公共租界。随着租界的扩张，由东向西，这一带开始纳入公共租界的新版图。

▲铁路沿线，上海北站。

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干线由上海北站至南京江边，均单轨，共设车站40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沪宁铁路改称京沪铁路。1916年，为使沪宁、沪杭甬两路接轨，后又筑一条线，由新龙华站起绕过上海西郊与沪宁线相接，又自上海北站至麦根路间铺置第二轨道，以便沪杭甬线旅客以上海北站为起讫点，北站因此改称“京沪、沪杭甬路总车站”，管理局并设于此。因位于上海北部，又称“北站”。随着北站的建设，除了铁路线，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陆路交通的形成，彼时北站周边已形成完整的交通网络。不过，1930年代日军侵华过程中北站被毁（后重建），区域经济发展也遭到重创。

▲火车上海北站被炸成废墟，1937年

从苏州河沿岸的码头，到火车北站的兴起，这里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水陆枢纽，拥有“大码头”，是这个街区的主要特点与独特优势。苏州河沿岸、北站街区一带，因大码头而带来了庞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五方杂处，文化多元，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时间，这里集聚了一批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人物，如盛宣怀、严信厚、周晋镳、徐润、祝大椿、朱葆三、聂云台、宋汉章、虞洽卿、王晓籁、冯少山、林康侯、沈联芳、傅筱庵、秦润卿、陈笙郊、谢纶辉、陈炳谦等；以及那些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文化名人，如吴昌硕。据其后人吴越介绍，他是1913年从苏州迁居到上海北站的山西北路吉庆里的，期间被誉为“海派”领袖，先后培养了一批弟子，蜚声海内外。

作者：马学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图片均由“苏州河沿岸研究”课题组提供）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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