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

——评保罗·德曼的《重回语文学》

（之三）

2017年9月8日《文汇学人》

争论最早期：文学研究的衰落都怪“爱搞怪的巴黎佬”？

    那么，语文学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尽管语文学曾经是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源头，但对于今天的人文科学研究来说，语文学已不再可能是人文学术研究之唯一的学术形式和方法了，它至少已经受到了各种新理论和新学术范式的严重挑战。而语文学与理论这二者对于今天的人文科学研究来说到底哪个更为基本、哪个更为重要呢？对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界已经出现了无数次激烈的争论，而且这样的争论势必还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而德曼教授发表于30年前的那篇题为“重回语文学”的旧作，则正好反映了这场争论之最早期的状态，它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议，也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影响。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这篇旧作，深感它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和理解语文学与文学理论，或者探讨语文学与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关系依然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德曼教授这篇短文的主题是讨论对于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文学教学（teaching of literature）和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应当如何处理好与当代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关系问题，它是针对哈佛大学著名的英语文学教授、济慈传的作者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1918—1999）先生发表在哈佛校友会会刊《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1982年九/十月号上的一篇题为“英文研究的危机”（The Crisis in English Studies）的文章的回应。在那篇文章中，贝特先生宣告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破产，指出不断增长的职业主义和专业化倾向使得文学研究无法拯救正处于最虚弱状态的人文科学研究。贝特教授通过对文学教学渐趋衰落的历史的追溯，提出导致文学教学和研究衰落的罪魁祸首是人们对当代文学理论的愈演愈烈的专注，而当对文学、人类沟通和生命本身都持虚无主义立场的法兰西影响侵袭了北美的英语文学系的时候，文学研究的衰落便在这后结构时代的最后灾难中达到了顶峰。而造成这场灾难的元凶便是那位“爱搞怪的巴黎佬”德里达先生。

    在德曼看来，贝特教授当时对文学研究之前途的担忧显然并非危言耸听，他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感也不仅仅是出于对德里达等文艺理论家们的个人好恶，而确有更深层的学术背景。文学教学和研究形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术领域开始于19世纪晚期，传统的文学研究是一门人文的和历史的学科，它与语文学、修辞学等描述性的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的追求和抱负无疑超越对文学作品的简单描述。文学研究不仅拥有属于它自己的民族的和比较的历史，而且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特殊文本的经典宝藏可资利用，故理应成为其他主题未能被如此明确界定的历史类学科的典范。此外，文学研究还被赋予决定文本意义的任务，它具有的这个解释学功能又使它和神学建立起了亲属关系。还有，文学作为广泛和多样的人类经验的储藏库，它又与道德哲学、价值观和规范判断等问题连接在一起。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但作为一种语言科学具有技术性和描述性的外观，而且它还与其历史的、神学的和道德的功能紧密结合，所以，文学教学甚至可以包涵或者替代神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思想史的教学，完全有望成为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典范。

    由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以上所述之种种优越、意义和功能，所以，一位知名大学的文学教授可以有足够的理由保持相当良好的自我感觉，因为他/她的科学的良知可以通过文学研究所要求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知识的严谨、客观和精确来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他/她的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良知又可以通过文学研究将这种知识运用于对世界、社会和自我的理解而心安理得，得大自在。

荷兰画家Jan van Eyck（约1390—1441）《书房里的圣哲罗姆》（约1435）

    然而，当代文学理论的兴起，特别是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出现，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这种既定的范式和传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代法国批评家和哲学家们认为，文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语言本身，应该把对文本的语言结构的分析（或者解构）和研究放在首位。文学研究的重点不应该是研究文学作品或者文本本身的意义，而应该研究这个意义是如何被传达的方式。换句话说，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人文的和历史的研究，它更应当是一种语言的和科学的研究，应当重视和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的和修辞学的工具（手段、策略）。而且，即使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美学的欣赏，其程度和标准同样必须依靠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所进行的文本分析的精确度来衡量。

    总之，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认为，将可靠的、甚至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认知的、伦理的功能（职责）统统归之于文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今天对上述文学之目的的坚信，或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半叶，即当美学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兴起之时。而至少自康德开始，作为艺术的文学与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便已成为美学理论的一种负担。因为当我们将文学同时作为一种美学功能来教学和研究时，我们很容易偏离文学本身，即把我们的注意力脱离文学本身而转移到它在自我认知、宗教和政治等领域中的明显的延伸物身上。此外，美学在其生起和发展过程中，从来都属于自然和自我哲学家们的领地，而不是语言哲学家们的辖区，美学理论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其要在一个单个的综合判断中把认识、欲望和道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崇高抱负。显然，文学与美学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只有当文学研究重视对文本的语言结构和修辞的分析和研究时，它才与美学紧密相关。

    当代文艺理论的出现使得当代的文学研究从业者对作为一种职业的文学教学和研究应当如何开展产生了明显的疑惑和动摇。首先，这种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基本观念的改变将引发一种学术方法论的巨大转变，即于大学体制内文学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历史的和人文的主题来教学，在它被当作一种解释学或者一种历史来教学之前，它首先应该被当作一种修辞学和诗学来进行教学。其次，大学里的英语文学系不应该是一个除了不教它的本行，即它本身的主题——英语文学之外，可以教授所有其他任何人文科学主题的庞大的教学研究机构，它应当改变成为一个较小的、专注于职业的、专门化的文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还有，大学文学教学的基本原则也需要实现一种转变，即从常常是基于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的、以文化优异性作为评判标准的原则，转变成为一种虽不见得十分科学，但却是富有批评性的怀疑的原则。

    不难想见，当代文学理论的兴起从学术理念和学术体制两个方面都对过去北美大学中的文学教学和研究实现了一场革命性的颠覆，它对习惯于从人文和历史两个角度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冲击，给本来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传统的人文学文学研究者们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心理上的强烈恐慌、不安和自我保护、反击意识等等。于是，他们纷纷起而反击，以十分激愤的言辞谴责和批判当代文学理论家们提出的种种新鲜理论。这就是贝特先生在《哈佛杂志》上发表那篇论争文章的学术背景。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人文学者、传记作家和文学教授，他无法忍受这种将本来十分人文的、历史的和大众的文学教学和研究引向一条过分职业化、专门化的狭窄道路上去的倾向。对贝特先生来说，文学教学古来如此，毋庸置疑，也无可改变，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谁就没有资格在大学里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就不应该给予他们终身教职。

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