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雕版印刷并行，汉字活字印刷在世界范围内也源远流长，且影响更为深远。目前为止，除了在中国本土能看到保存下来的汉字活字实物，在韩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也能看到前现代时期制作的汉字木活字或汉字近代金属活字实物。至于汉籍中的活字印本，则存世更多。

9月17日，来自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二十余位活字印刷和东西方古籍版本专家，汇聚天一阁，以国际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围绕汉字活字印刷的发生、发展和现代遗存，汉字活字的制作和摆印技术，东西方活字印刷技术的关系，东亚活字本的历史和鉴定等问题，展开自由而深入的讨论，以期为学界认识、研究汉字文化的世界影响，提供一些更具专业性也更为切实的证据。此次学术工作坊由法国远东学院、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天一阁博物馆联合举办。

工作坊现场

法国远东学院意大利籍教授米盖拉在报告中指出：

最早的一批由西方人制作出来的带有汉字的印刷品，产生于伊比利亚半岛。一些由传教士或是教会人士撰写的描写亚洲或中国的著作中会出现几个中文字。最著名的事例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最早将几个中文字介绍给欧洲。这些中文字最初被当作图像插入文本。后来，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1674—1723）摄政时代，着手制定了制作整套活字的计划，这套活字因此被称为“摄政王的黄杨木字”，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印刷局。前往欧洲接受神职教育的中国天主教徒黄嘉略在此计划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至少指导了这一大批汉字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就是法国造字计划与之前零星活字的最大差别。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史系教授韩琦的报告关注19世纪传教士的活字印刷从澳门、香港到宁波、上海的传播和流通。法国活字制造专家勒格朗为了降低成本，制造了偏旁和原字分开铸造的“拼合字（叠积字）”。1844年，澳门的华英校书坊购买了一套拼合字，一年后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坊”，拼合字也随之流传到当时的印刷中心宁波，随后又传到上海。韩琦认为，活字印刷技术的流传与当时全球贸易、传教活动、汉字和汉学的传播都有关系，因此要结合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来讨论。

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介绍了阁藏两种清代最负盛名的活字本，即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时期朝廷纂修《四库全书》，下诏征集藏书，进呈藏书超过五百种的有四家，其一即天一阁。后乾隆决定御赐每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作为奖励，这部重要典籍遂进入天一阁，至今二百余年。对此，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员章宏伟认为：在这样一个强调皇权的国度，宁波的私人藏书机构天一阁如此受重视，背后或许有更值得研究的广阔的文化关怀；此外，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初，宁波就处在重要地位，这里曾经是书籍出口日本的重要港口。

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在总结一天的讨论时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对文献学的研究来说，实物材料是相当重要的；第二，文献学的研究，乃至整个文科研究，不必以独特性沾沾自喜，而更应关注共通性，以活字本为例，东西方专家聚在一起展示和讨论各自国家活字印刷的差异、共性、流传和影响，定能产生更多启发。

作者：高矅
编辑：任思蕴

题图：阁中日月长

来源：《文汇学人》2019年9月20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