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 | 《天圣令》读书班十年杂忆
日期:2020年04月28日 17:13:21
作者:赵晶
黄正建老师总是说，中国学者办读书班很少能像日本学者那样十几年、几十年地持续下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从2009年到2019年，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
2019.11.22
《天圣令》读书班最后一次合影
2019年11月22日中午11点42分，我走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门，心中颇不平静。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名为古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天圣令》读书班刚刚读毕《杂令》唐20-23条，整整十年的研读就此告一段落；而此后的一周，历史所也将整体迁入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不但青春、往事皆不可追，以后连这建筑实体的念想都留不下了，着实令人伤感。
一
2009年9月，我成为本校法律史专业的博士生，继续参加徐世虹老师主持的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大概是11月初的一天，庄小霞学姐在读书班上告诉我，历史所黄正建老师于10月12日创办了《天圣令》读书班，可以报名参加。当时我仅在徐老师的办公室翻过中华书局版的两册《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究竟是“天圣令”，还是“大圣令”、“无圣令”，几乎一无所知。于是赶紧用王辉师姐的复印本再印了一套（此套复印本一直用到现在，胶装的书脊已断裂，封面早已不存，内页也粘补多次），并请小霞学姐代向黄老师引荐。11月16日（周一）是我第一次参加读书班的日子。小霞学姐此前再三叮咛，黄老师最在意两件事情：一是不能迟到，二是准备的资料里不能有错别字。因是首次参加，不存在准备资料的问题，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读书班从早上8点半开始，我从来也没有去过历史所，不知道从本校研究生院出发需要多少时间。虽然当天一大早就起床了，但到建国门后，我一度跑错了出站口，又误将东门当正门，到了西门后，又像没头苍蝇一般寻觅登记换证处。走进读书班所在的会议室时，已是8点45分左右，心中颇为忐忑。出乎意料的是，黄老师并没有给我个“下马威”，而是和颜悦色地让我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并强调“我们很欢迎做宋代法制史的同学来参加”。这大概是被小霞学姐“误导”的，当时的我与“宋代”和“法制史”都不沾边，完全是一个不知门径的外行。而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进入到《天圣令》的世界。读书班的最初生源主要有二：其一来自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黄老师和牛来颖老师指导的硕、博士生；其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要是宁欣教授指导的硕、博士生。参加者中，也有雷闻、陈丽萍、梁建国、庄小霞这样的年轻学者，而在座的指导老师主要是吴丽娱老师、黄老师和牛老师。孟彦弘老师一度也来参加，《天圣令校证》的其他作者，如李锦绣老师与程锦、赵大莹学姐等在读书班开始研读各篇令文前，都分别来做过专题解说（因宋家钰先生当时已经过世，所以“田令”、“厩牧令”分别由黄老师与侯振兵概述）。对我来说，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一开始都很陌生，此前唯一的认知是来源于硕士时所读的黄老师主编，吴老师、牛老师、李老师都参与撰写的《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以及卢向前教授给此书写的书评（对李老师的认识还多一些，因为本科时曾在本校的周末书摊上买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制度史略论稿》，读后又买了《唐代财政史稿》[下]）。2010年5月13日，李锦绣老师解说“赋役令”，这是我保留的读书班最早留影吴老师是在座师生中年纪最长的一位，言谈之间“霸气侧漏”，令人畏服。其实，这种“霸气”来源于学识的丰厚积累。由于令文牵涉唐代制度的诸多方面，而吴老师在研究上虽以礼制见长，但于政治、官制、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皆用力颇深，对读令遇到的疑难问题，她总能提出一些鞭辟入里的看法，被读书班奉为“定说”。黄老师是班长，学问以细致绵密著称。在我去参加读书班前，徐世虹老师曾称黄老师笔触细腻，有关唐代戒指等研究十分有趣，有别于某些宏观疏阔的学风，让我务必留心学习。在读书班上，黄老师充分展现了“不疑处有疑”的为学特点和谨慎立论的态度，许多一度取得共识的意见，在他反复追问之后，又会衍生出保留选项。牛老师则显现出异常活跃的思维，总能在某些争论陷入僵局之时，别出心裁地找到其他史料线索，从而引申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相关话题，深化大家对于这条令文的理解。虽然老师们各具风格，但师生共同遵奉一条学术规范的“铁律”：尊重每一位成员提出的独到之见，若要引用，必须标注出处。为此，2013年10月24日至2017年3月19日，黄老师每次都会安排一位同学记录现场的发言（包括发言人及其主要看法），由他/她将整理成文的详细记录稿发送给所有参加者，以备将来检视。黄老师自己也身体力行，但凡听到言之成理的看法，都会写在笔记簿上。因此，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对各份记录稿提出各种“吹毛求疵”的意见，而且在2018年出版的专著《唐代法典、司法与<天圣令>诸问题研究》中，他还在部分篇章的脚注中提示，部分观点参见赵晶在读书班所作的报告。读到那里时，我既惊讶，又兴奋，惊讶的是我自己对那些意见已忘得一干二净，兴奋的是以后若遇稿荒文债，或许还能以那些拙见敷衍一篇。正因如此，每当自己读令有得、拟撰新稿时，我都会反复翻检读书班成员提供的各种材料和讨论记录，确保这点敝帚自珍的想法并非他家故物；又或许是因为读书班讨论得太过透彻，已很难找到“见缝插针”的余地，所以近年来我也慢慢转移了关注的焦点。随着令文研读的推进，北京地区其他高校的硕、博士生陆续加入，大多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唐、宋史专业，本校法制史专业也间有学生参与（有关读书班的参加人员、研读方式等，具体可参见黄正建：《<天圣令>读书班——<天圣令>研究的基础建设》，《中国与域外》第4期，2019年）。除此之外，前来历史所和北京各大高校作短期访问、客座研究，甚至是因开会、参访而路过北京的海内外学者，都曾莅临读书班。仅以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学人而言，短则一两次，如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古濑奈津子及其学生古内绘里子、永井瑞枝等（2011.9.8、2012.3.15），时任日本国士馆大学准教授的津田资久（2012.3.15），时为台湾大学博士生的游逸飞（2013.4.3）、台湾大学名誉教授高明士和台北大学教授陈俊强（2017.9.21）；长则数月至半年，如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河元洙（2010.3—7）、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丸山裕美子（2011.9—2012.1）、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历史研究室教授金贞姬（2015.9—12）、政治大学硕士生张仲元（2019.9—11）等。海外学者参与读书班，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金珍以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生的身份来京交流，于2015年9月24日首次参加读书班，随后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读书班的铁杆儿成员。其实她本来就是河元洙先生在首尔主持的《天圣令》读书班的主力，曾承担“狱官令”、“营缮令”的部分韩译工作，近年来又将韩语译注意见翻译为汉语，提供给我们参考，在两个读书班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2012年7月，读书班决定整理、出版研读成果，以“赋役令”译注稿为开篇，几经努力，于当年12月刊登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6辑上。从此读书班又拥有了一个与海内外学界交流、对话的媒介。2013年6月30日，黄老师接到河元洙先生来信，大意是他读到了我们的“赋役令”译注稿，询问是否还有其他成果。黄老师当天就把此信转发给我，并留言说“看来译文还是有些用处、有些反响的……你在催大家交稿时（指“仓库令”译注稿——笔者注），可将此信息告诉各位撰稿人，以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荣誉感”。2014年12月17日，我收到河先生寄赠的韩文《天圣令译注》（慧眼出版社2013年）时，我们的第三篇译注稿“厩牧令”付梓在即，而从“医疾令”译注稿开始，受惠于金珍和冯立君（时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的帮助，我们才得以系统地参考韩国学者的意见。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渡边信一郎先生曾以一人之力，于2005、2006、2010年先后完成了“赋役令”、“田令”的译注未定稿和“仓库令”译注初稿，开海内外译注《天圣令》之先河，是我们读书班的重要参考资料。2013年2月18日，渡边先生在收到《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6辑后来信，称他的“赋役令”译注未定稿发表于《天圣令》影印本出版之前，存在疏漏之处，他也想在参考汉语译注稿的基础上，重新撰作日文“确定稿”。可惜的是，此后他忙于《旧唐书·食货志》的日文译注（汲古书院2018年）、“シリーズ 中国の历史”第1卷《中华の成立：唐代まで》（岩波书店2019）的撰作以及音乐史、乐制史的研究，分身乏术，迄今未见成稿。虽然我们的译注稿是汉语学术界最早问世的单篇成果，但高明士先生在台北主持的唐律研读会早在2007-2009年间便已完整读过一轮《天圣令》，又于2011年10月1日开始重新检视此前完成的初稿。2012年12月1日，我在台湾师范大学参加唐律研读会第223、224次活动时，他们就曾完整审读过一遍“杂令”宋令部分的译注。自从我们的单篇成果陆续出版以后，以高先生为首的台北同仁非常关注北京这边的进展，如古怡青就曾在《从差役看唐朝流刑的配送与执行》（《成大历史学报》第53号，2017年）中指出我们“关市令”译注稿的疏漏之处。2018年4月26日，我收到高先生主编的《天圣令译注》（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这就轮到我们依据这一成果，重新检视自己的译注稿了。除了译注稿外，以东京大学大津透先生为首的团队十多年来始终在进行《新唐令拾遗》的编纂工作。他们分工明确，各自浸润于相关领域多年，对各篇令文及相关史料、先行研究等极为熟稔。正因如此，我们读书班完成的每一篇译注稿，都能在他们的团队中找到最为适切的评论人。如2014年2月11日，我收到大津先生来函，称收到《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7辑，他已将“仓库令”译注稿出版的信息转告武井纪子；2016年5月21日，我应大津先生之邀，出席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举行的课题报告会。会上，大津先生向各位成员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9辑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关市令”和“捕亡令”两篇译注稿，这是吉永匡史钻研的领域。我们读书班撰写译注稿，也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黄老师每次都会根据条文内容，将每篇令文划分成若干部分，提前分配给几位同学，请他们撰作译注报告，然后到读书班上展示，让所有参与者提出疑问与建议，而报告者在吸取大家的意见后，再做成初稿；等这篇令文全部解读完毕时，再由我向各位报告者征集初稿，进行统合、整理之后，形成二稿，群发给大家，再次征集意见；这种征集意见、再修改的工作，一般要持续三轮以上，最终由我整理定稿，交付出版。统稿的工作一般集中在暑假。夏日炎炎，热浪逼人，我在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最初数年里，蜗居于本校昌平校区家属院的周转房中，室内没有空调，因书籍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连放下电扇的余地都没有，本就烦躁难耐，再看到成诸众手的初稿，体例各异、引证有别，因此有时邮件行文难掩忿气。三位老师与同学们总是以极大的善意包容我的失礼。尤其是吴老师和黄老师，即使是在身体极度不适、参会最为频密的时候，依然逐字逐句、逐次逐轮地审读每一种译注稿。如2014年7月23日，黄老师在收到“厩牧令”译注初稿后回复：“译注稿收到了。这几天图谱和采访的事压得很紧，我尽量抽时间看吧。早上给吴丽娱打电话，她已经在审读了，还是个劳模老太太啊。她在家里摔了一跤，据描述，严重程度与我3月份摔的差不多”；2016年7月5日，吴老师发回“假宁令”译注初稿的审订意见，当时她的血压又升至一百八，差点儿被医生留下住院；2018年7月22日，我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回访，并着手整理“营缮令”译注二稿，因没有带台版《天圣令译注》，有些意见无法确认，于是向黄老师求助。翌日接到黄老师回信，他正在首都师范大学开会，为了能在会场审读译注稿，他还特意带去了部分台版译注的扫描件，并在第二天散会回家后，又给我发来了剩下部分的电子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时还要费心费力地劝解因统稿而处于焦躁状态中的我。如2016年7月2日我在单独发给两位老师的邮件中，表达了心灰意冷的消极情绪。吴老师于翌日回信宽慰：“理解你的烦恼和辛苦……问题是既然干了，虎头蛇尾或者中途而废总是不太好”；黄老师也接着吴老师的邮件，继续开导：“你的气愤我完全可以理解。给大家发信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提醒和促进，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其中提到要珍惜个人名誉也要珍惜读书班的声誉，说得很好。我也同意吴老师的意见，批评归批评，还是应该努力把它做完。”回想起老师们常常为了一个字词、一句令文的理解，不断查证史料，往返三、四轮邮件讨论，我就倍感惭愧。其实读书班的师友们不仅在集体成果的撰作上无私奉献，即使是对各位同学的个人习作，大家也都会倾力相助。如读书班在2009年12月讨论“田令”唐18、21条出现的“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一句，因《唐律疏议》第166条将相关令文表述为“财没不追，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所以令文之意难以疏解。我为此撰写了6千字的底稿，并在当月28日的读书班上陈述己见。此后半年多时间，我一直都在纠结这一问题，并于2010年10月5日撰成一篇名为《唐代律令中“财没不追，地还原主”试考》的三万字初稿，送呈师友求教。牛老师于当月7日回信，提示《回义门累朝事迹状》中亦见“财没不追”一语，可以留意。当时我已在京都大学留学，网上仅见陈月海主编《义门陈文史考》所录节文，后在阅读许怀林先生所撰《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时发现义门陈氏宗谱的信息，在检索数据库后，得知见藏于历史所，于是在12日函请读书班同学侯振兵代为查询。振兵兄次日在历史所普通古籍库找到《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并复印了相关部分，当日就发来了扫描件。且当时他以为该书藏于善本库，不易查阅，最终还劳烦黄老师特意陪同，以便请求通融。黄老师则在阅读初稿之后，于11月4日来信，指出部分论证略显“喧宾夺主”，并质疑道：“更重要的是，证明了那句话是令文原文，也就是证明了《唐律疏议》对令文有所修改。这可是个大问题。《唐律疏议》有权力修改令文吗？这种修改为何没有反映在此后的令文中（我们看到的天圣令附唐令也并没有这句话）？这种修改在《唐律疏议》中还有第二个例子吗？”这又使我重新思考相关立论，继续修改初稿。我之所以赖在高校，不愿意从事实务工作，其实只是单纯地眷恋一种自由自在的阅读生活，从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罢了。撰写论文需要“动手动脚找材料”，在谋篇布局之后绞尽脑汁地构建论证框架，反复地自我质疑与不断地自我说服，这对懒人而言是一种难度颇高的挑战。不过，当有师友或无私地分享材料，或帮忙检视行文论证、切中肯綮地指出问题时，那种莫名的感动就会转化为继续修改的动力。自己可以不争气，但师友的情谊不容辜负。2009年到2019年，我从一名青年学子，慢慢蹉跎成了中年大叔。其间自然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如因去日本京都留学一年、到中国台北和德国明斯特各访问一年，错过了读书班的现场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的资深学员地位。而在这十年里，与我有共同体验的读书班学员超过一百人，其中许多同学从硕士变成博士，又陆续走上讲台，分布在全国各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无论是否以《天圣令》及其相关制度为研究领域，通过这一训练，我们至少学会了如何在规范逻辑、法律体系中理解单一的术语和条文，如何在唐、宋史料之外利用日本古代文献，如何突破单一专题研究的限制，进一步从职官、经济、法律、地理等诸方面去提炼问题意识。老师们放弃了个人的休息与研究时间，甚至还要从自己的课题经费、稿费等中匀出一部分钱，为所有参加者提供午餐（社科院食堂的午餐券从8元/人，陆续涨至10元、12元、20元、50元，最后只能任由大家自便，读书班在每学期的重要日子请吃盒饭），这种有教无类的精神、提携后学的公益之心理应在我辈手中发扬光大。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人情淡漠、相交以利的时代中，读书班依然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温情，让人产生情感上的依恋。2012年新年之初的KTV欢唱、2012年春季学期读书会结束时的生日庆祝、同学毕业离京或外出留学前的送别聚餐、师友们出差或出国归来时分享的异地特产、牛老师时而犒劳大家的自制点心、每学期末郑重其事的集体大合影，以及2019年11月22日同学们相拥告别，两位老师伫立门口、目送大家离开的场景等，依然历历在目，一旦想起此情此景不复再有，心头不由涌起一阵失落。2013年以后，我搬到昌平居住。对追求“睡到自然醒”的我来说，每隔两周的读书班更成了无比艰巨的考验。每逢读令的日子，我都要用三个闹钟，在清晨6点把自己从睡梦中叫醒。如果是冬天，还得踏着星光、顶着寒风，摸黑走出本校家属院，赶上6点20分左右的886公交车，在催人入睡的暖气和因靠站、塞车而走走停停的摇晃中，继续补眠。大约在7点45分达到德胜门，排队进入积水潭地铁站，乘坐2号线，8点左右到建国门。步行至西门后，假装成忘带工作证的历史所工作人员，混入院内，直奔食堂匆匆吃完早餐，然后回到主楼，坐电梯直上12层，慢悠悠地晃进会议室，倒上一杯先来的同学已经打好的开水，开始3个小时聚精会神的研读。黄老师总是说，中国学者办读书班很少能像日本学者那样十几年、几十年地持续下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所以除了我和来自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需要克服被窝的羁绊、一大早从南北两郊往长安街狂奔外，有的同学在毕业后还特意坐高铁从外地回京参加，有的同学在研读完毕后拖着行李箱直奔火车站去赶车，如果能有选择，谁都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读令的机会。正是上述追求学术、奉献公益的理性，加上留恋温暖的感性，成就了《天圣令》读书班这个令人难忘、无法复制的十年，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
作者：赵晶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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