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大师曹禺的两部经典之作将再现国内舞台。作为“2018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的重要演出，由赖声川执导、央华戏剧制作出品的话剧《北京人》将在3月30日、4月1日首演于首都剧场。紧接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原野》将亮相上海大剧院，进入第二轮演出。

回望这位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总绕不开《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经典，串联起其一生的创作。“这四部话剧都在表达一个主题——近现代中国的‘转型’之痛，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和商业社会，没有什么比这个命题更复杂、更宏大的了。”话剧导演牟森说，曹禺对近现代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沉重的人伦之痛，作出了准确且深刻的书写。

“那些灰色的人物，终究要和时代告别”

在这四部作品里，要数《原野》最复杂、最负争议，这部作品意象丰富，成为最难呈现的曹禺之作。而《北京人》的演出最难“成功”——不单单是指艺术表现上的成功，还指票房上的成功。

曾经，话剧圈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雷雨》是挣钱的戏，一个剧团揭不开锅了，那就排《雷雨》，一准儿有票房；《北京人》太温，是“关门戏”，不上座，演出准赔。因为《北京人》不像《雷雨》那样大起大落、情绪浓烈，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紧张感，是一部散文化的、生活流式的作品，像极了契诃夫的风格。

创作《北京人》时，曹禺正迷恋着这位俄国戏剧大师，正如契诃夫将无处发泄的苦闷压抑在生活的表层下，他用同样的手法写下了《北京人》。戏剧的冲突未必都是那种正面的交锋，没有强烈戏剧感的戏，更接近生活、更接近真实。“生活的感受化为舞台形象，或者写到剧本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透视，经过蒸腾，或者说是发酵才能实现的。”曹禺在《北京人》的创作谈中这样说道。

《北京人》以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的衰落为背景，折射出几代人的命运。剧中的曾家是“时代的弃婴”，藏匿着最苦痛的时代缩影。“曹禺是以带有历史高度的视野写下了《北京人》，作品带有超脱感。”上海戏剧学院丁罗男教授说，最难的笔法是“以悲写喜”。例如，曾老太爷生活中唯一的快慰是一遍遍油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他又常常把儿孙比作耗子。老太爷曾皓、江泰等人作为腐朽衰败的典型人物，身上带有喜剧色彩。“那些灰色的人物，终究要和时代告别。”丁罗男说。

“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

曹禺笔下的作品多为悲剧收尾，其中的人物大多都在反抗，却很少能出现一位“向命运反抗的胜利者”。《雷雨》中的繁漪、《日出》中的陈白露，是曹禺笔下与命运抗争的女性代表，她们不是成为了不幸福的太太，就是做了表面光鲜、内心孤独的交际花。她们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她们的反抗最终牺牲的是自己。

曹禺极为同情思懿、愫方、文彩、瑞贞这些妇女，他曾写道：“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太美了。”

上海戏剧学院郭晨子教授认为，曹禺对女性充满怜悯，亦有欣赏的目光，对“反抗命运者”的解读更有价值。有趣的是，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曹禺笔下光彩照人或命运多舛的女性形象，但其实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同样耐人寻味。“有一类男性人物被写得特别出色，刻画入微，他们大多自私、优柔寡断而缺乏行动力。”如《雷雨》中的周朴园，《日出》中的潘月亭、方达生，《原野》中的大星，《北京人》中的江泰、曾文清，莫不如是。70多年过去了，曹禺作品的现实意义依然触目惊心，剧中的人物、人际关系和现实中一样直接而鲜活。从现代价值观的角度看，他们更具有解读的意义。

作者：童薇菁

编辑制作：卫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图片均为赖声川执导、央华戏剧制作的《北京人》，剧雪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