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确定用英语还是汉语发言，我叫罗飞。”亚瑟·琼斯一开口就玩了把幽默。这位现年49岁的纪录片导演出生于英国约克郡。1996年，他来中国学习汉语，定居上海追寻梦想。前不久，由他作为串场嘉宾的上海出品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第二季收获第44届美国泰利奖电视纪录片金奖。全球观众跟随他的视角，打开这部聚焦中国制度、经济、科创、生态、民生的硬核纪录片。这次上海电视节，他在“白玉兰对话”板块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许多次我被提问英国观众怎样，中国观众怎样，每一次我都要强调我们相通的地方，人类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很多。”

昨天，上海电视节举办28届以来首次设立“纪录片日”。中国纪录片网负责人、纪录中国秘书长张延利注意到时间的特殊意义：“1993年，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诞生在上海。30年后的今天，纪录片在电视和互联网媒体上已是一片繁荣景象，创作者队伍在壮大，作品精益求精、日新月异。”

“纪录片日”的充实内容印证了纪录片人的体感。当天，白玉兰论坛邀一众优秀中外纪录片人思想碰撞，探讨“时代变迁中的纪录片表达”；中国纪录片年中联合发布会上，从央视总台到上海、北京、四川、江苏、安徽、浙江、湖南等省级广播电视台再到腾讯视频等平台，齐齐亮出未来重点片单；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纪录长三角工作委员会”亦宣告成立；就连白玉兰评委的集体见面会上，关于纪录片的话题仍在震荡。

高密度的信息和观点交叉，相同理念在沟通世界、时代发展、媒介跃迁中不断回响。当罗飞在上海展览中心内主会场阐明自己更倾向于寻找“人类相通的情感入口”作选题，本届白玉兰奖纪录片类别评委、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对于优质纪录片有此判断：“纪录片的生命力和魅力应该是‘大我’，跟外面的世界相关联才是顶层的评价。”

媒介在跃迁，追求“未被讲述的故事”不变

数据显示，2022年国产纪录片制作时长超9万小时，播出时长超80万小时，典型视频平台上新数量1040部；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各卫视上星频道，2022年播出的纪录片总时长已达6.4万小时。当中国纪录片在过去十年迈入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人人都可做自媒体的时代降临。新媒体时代，尤其是短视频兴起重塑行业生态的今天，纪录片如何找到新切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人，曾打造了《故宫》《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作品的导演徐欢说，今年适逢央视总台纪录频道成立12年，12年一轮回，团队始终关注“未被讲述的故事”。“未被讲述”说来简单朴素，但在年产9万小时的纪录片发展环境中谈何容易。总台作为纪录片国家队，“无论什么主题，都要承担思想的引领力”，同时也注重融媒体时代的探索。就像《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纪录片，将传统文化瑰宝述说得轻灵又精准，不仅在短视频破圈传播，也实现了大小屏互动。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曾参与创作了《零零后》《文学的故乡》等年轻人中广受欢迎的佳作。在这位兼具学者和创作者双重身份的专家眼里，21世纪以来的中国纪录片经历过两次质的跃升。2005年，《故宫》惊艳业界、刷新认知，“中国纪录片人的大片意识崛起，原来人文历史类的还能这么拍！”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用叙事的速度感、对细节的极致美学把握带领美食类纪录片走进新阶段。但两次创新跃升后，张同道发现，业界需要面对新的变化和瓶颈，“投资比过去大，技术也更华丽了，但创意并不充分”。他借徐欢“未被讲述”的概念给出他的注解：在“老故事”里找未曾挖掘的新维度，在思想上留下震撼，在美学上给出新体验。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秦博工作室负责人秦博对题材拓新、主题拓新都深有感触。作为总导演，他正忙于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田野之上》的后期制作。从2021年到今年春天，11支来自上海的摄制组陆续走进全国11个村庄进行蹲点式拍摄，他们将共同回答“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什么”这个话题。

腾讯在线视频节目内容制作部黑曜石工作室负责人朱乐贤担任过《舌尖上的中国》前两季以及《风味人间》的制片人。他从媒介环境分析短视频给纪录片带来的冲击：“以前纪录片有个重要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但今天，短视频和UP主们把知识都传播了，纪录片人怎么办？方法可能就是向思想深度进军。因为在广度上，短视频UP主们反应更快。”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河西走廊》《中国》等厚重纪录片的制作人、总导演李东珅尝试从“道”与“术”的角度解题“思想力”，“纪录片的影像也好、技术也好，都是‘术’的问题，而‘道’是要解决底层逻辑。就历史人文类而言，底层逻辑是中华文明从何而来、缘何从未中断，就是‘何以中国’”。

聆听近处的声音，但纪录片的生命力和魅力是“大我”

纪录片创新，是阐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之需，也是变化的国际传播语境中记录时代、传承文化、对话文明的重要命题。什么样的纪录片可以承载更多“中国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出圈？

罗飞的创作履历或能带来部分启示。在他家乡有位老人，是泰坦尼克号当年的幸存者。童年经历播下的一颗种子在他长大成人到中国学习工作后演变为讲述的对象。由他导演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在全球热映，题材是世界耳熟能详的，但故事的入口是崭新的、具有力量感的。这两年，罗飞走进《行进中的中国》摄制组，这部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问题的纪录片，首播重播分别超越Discovery前四周同时段收视率70.6%和103.75%。《无穷之路》总负责人、TVB纪录片资深导演阮小清频频点头，“外国人看见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真实的中国状态，他们就很喜欢”。

▲罗飞在《行进中的中国》第二季

从华纳到哔哩哔哩，长期与海外纪录片合作交流令张元看到了变化的趋势。如果说“火锅、熊猫、长城、兵马俑”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主力军，那么最近五到十年，越来越多不同题材的中国纪录片成功输出。

NHK节目制作公司主任制片人小谷亮太透露，中华传统文化在日本“不愁受众”，与此同时，“当一部反映上海市民生活的纪录片在网上走红，年轻的日本观众给我发邮件，说能感同身受。我想在未来创作中，或许应该有更多展现中国‘正在进行时’的作品。”BBC Studios制片人史蒂夫·克拉布特里也佐证，从前谈起能通行全球的纪录片，答案通常是埃及神话、罗马神话、维京神话，“现在事情发生了改变，中国古老的历史、中国的科幻故事，都可以创作”，因为无论过去、未来，都是人类相似的情感、共同的命运。

因为人类命运共通，所以“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都可以是纪录片人的聚焦对象。这场关于“走出去”的论坛恰好与评委何苏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谈及如今越来越多纪录片题材偏向“落地”“近处的声音”时，他表示事情需要一分为二地看。聆听近处的声音可以是关注身边人、身边事，更应该把关注放大到人类普遍的困境中去看，“这是纪录片对人类、对社会对时代命运的天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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