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恰契合中文语境中的“不惑之年”。作为理论工作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面向未来，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作出科学严谨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要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析中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并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其二，要从浩如烟海的改革开放史料中提炼和揭示出其最基本、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从而准确而科学地再现这段历史；其三，要从改革开放实践的系统总结中研究和归纳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当前，对改革开放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责任，源自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推动，我们绝非误打误撞走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17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年的贺词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总结，至少应有两个线索。一个线索是实践，另外一个线索就是理论。在成功的实践的背后，一定有成功的理论的支撑。

判断之二：支撑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源泉，既不可能从西方经济学那里照抄照搬，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对此无需做过多的阐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原产地，并没有取得类似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如果在原产地都不那么灵验，怎么可能在被我们照抄照搬之后就变得灵验了呢？另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曾有过长达30年的实践。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更长。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均没有收获理想的效果。正是因为汲取了过去照抄照搬的教训，我们才能痛下决心、走改革开放之路。

判断之三：从根本上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系列只有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生成的特殊因素所推动的。这些特殊的因素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去总结、去挖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基本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所支撑的。

判断之四：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是成功的，那么，依据基本常识，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把这些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上升到规律层面加以认识，并做出理论概括，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学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