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点声儿念，声音大了会激动。”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海涛拿起《“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手稿，翻到最后一页，缓缓读道，“在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近3年的工作中，我们反复研究，尽可能把‘三主一支持’长远规划设想研究深、分析透，向部党组提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然而，当我们即将写完这份报告的现在，仍然感到有很多问题没做深、未想透，对此我们深感不安……”

读到这，周海涛停住了，双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他很清楚地记得规划方案定稿的那个晚上，大家煮了些鸡蛋，蘸着辣椒酱当夜宵，当他写完最后这段话时，天已经亮了。

令周海涛动容的珍贵手稿，有59页，已经卷边泛黄。他告诉记者，《“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是我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首次运用系统的规划理论方法规划这么大规模的公路干线，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一个30年的规划，我们曾担心这样的判断和结论是不是正确。如果规划结论不正确，对我国公路交通的发展，是大罪过。”周海涛欣慰地说，“现在看来，这颗心终于落定了。”

回溯历史，这部规划的研究由来已久。1956年，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专家启动了新中国第一个公路规划草案的研究；1981年，国家计委、经委和交通部发布《关于划定国家干线公路网的通知》，划定约10.9万公里的国家干线公路（即国道网）；1984年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提高养路费收费费率和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三项政策，让公路建设资金有了新渠道；1990年12月，《“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通过交通部审查，并于1992年得到国务院认可。

要不要修汽车专用路引发全国大讨论

“那时公路上不仅有汽车，还有马车、牛车和手推车。汽车速度稍微快一点就可能撞上路口横穿过来的非机动车，经常发生事故。”周海涛介绍，当时的国道网中，一、二级公路的比重非常低，短途的地方交通流和跨省际、跨城际的中长途交通流，往往都拥挤在同一条路上。1980年到1985年，国家在改扩建二级公路上下了很多功夫，有些地方甚至修成了路基宽18米、路面宽15米的“超二级公路”。

然而，路虽然宽了，但由于各种交通工具混行，事故多，效率并没有提高。上世纪80年代，全国汽车平均运行时速为30公里，干线公路汽车平均运行时速也只有37公里。

为此，进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研究时，借鉴美国州际公路、日本等国汽车专用公路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快速公路系统，即建设汽车专用公路系统。

“那时候，人们对建设高速公路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周海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只有400多万辆，平均每公里公路上只有4辆车。1989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专辟版面进行交通发展大讨论。对于建设高速公路，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认为以目前汽车保有量，建设高速公路是奢侈和浪费。直到1989年7月，在沈阳召开的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现场会上，时任国务委员邹家华指出，高速公路建设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事实证明，交通先行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交通运输行业是先导性、基础性行业不是一句套话，而是被历史证明过的发展规律。

抓住3万公里国道主干线这个牛鼻子

要修的路很多，但资金有限，今后交通和经济如何发展，哪些路要优先重点修，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3年研究，我们的结论是，约3万公里左右的主要国道，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建设重点。”周海涛说，这3万公里的国道主干线，连接了当时全国所有的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93%的5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城市和产业系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近百年来，虽然我国城市的发展重心在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之间有些变化，但发展的空间格局基本没变。这就是说，把握住了城市发展规律，就把握住了今后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空间发展规律。

“解决了3万公里的国道主干线交通问题，就等于解决了沿线相关的我国主要城市和主要产业的发展问题。”周海涛说，现在看来，近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证明了当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让人欣慰。

据周海涛介绍，《“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把握住城市和产业发展趋势，在路网节点和线路选择上，选择了交通量较大、沿线覆盖人口比较多、沿线工业产值比较高的城市和线路。

二是规划出了我国公路网的主骨架。抓住了建设连接大城市、大区域之间快速通道的核心问题，规划的公路都是最重要、最繁忙的通道。

三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公路混合交通状况，确定了规划建设专供汽车行驶为主的高等级公路，找到了汽车专用公路这一解决混合交通问题的主要途径。

随着《“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的进一步推进实施，我国高速公路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七五”期间建成高速公路522公里；“八五”期间建成1600多公里；“九五”期间建成1.4万多公里；“十五”期间，高速公路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建成2.5万公里；“十一五”期间，总里程达到5.3万公里；“十二五”期间，总里程达到10.8万公里。进入“十三五”期以来，高速公路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亲历交通的历史跨越是一种幸运

“我不仅有幸见证了我国高速公路的跨越发展，还看到了交通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周海涛说，在担任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期间，我国公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其中，我国多项原创技术让他印象深刻。比如桥梁根式基础技术，用树的根须原理，提高了桥梁桩基础的承载力；同向回转的斜拉桥体系，从理论上解决混凝土塔的开裂问题；“温拌沥青”技术不仅减少了大量排放，还延长了低温地区公路施工工期……

“改革开放40年，我作为百姓的一员和交通运输行业的一员都是幸运的。”周海涛说，“作为百姓的一员我是幸运的，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让出行越来越方便，从跋山涉水到一路坦途，生活的幸福感更强了。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一员我也是幸运的，能够亲身经历交通运输行业实现‘瓶颈制约、初步缓解、基本适应’的历史跨越，能够亲手为这个历史跨越做一点贡献，我由衷地感到幸运，也由衷地感到自豪。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样的历史机遇，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广阔的舞台上，为交通运输发展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