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 

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地区，历时13年。减去在瓦窑堡、保安和撤离延安的时间，在延安净时间10年2个月。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试验，有全面执政的试验，有处理军民关系的试验，也有现代化思想的孕育和试验。这种试验，虽然是初步的，但预示和启迪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正如毛泽东1945年所说的：“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

现代化思想破土萌发在回答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工业化”概念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逐步孕育，到延安时期破土萌发，展露出初始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抗日战争后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成为现实的重大课题。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工业化”的概念。1944年5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他还强调：“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和明确地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党的七大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甚至，“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
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但工业化必须由城市来领衔。所以，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的问题。要求“准备转变”“把重心转到城市去”“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如何对待资本，既是民主革命也是工业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党的七大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
如何看待和利用外国资本？这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延安时期也已经被提及并作出了回答。193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
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外资的观点。他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这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在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受当时政治环境和思想认识的限制，被删除了，非常可惜。但在延安时期就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也是很有预见性的，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党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点，以适合当时需要和可能的形式，努力推进经济和民生建设
无论是中国式工业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必须首先抓好经济建设，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切切实实惠民生。
延安13年，总体上处于一种战时状态，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准备和从事武装斗争。但在这同时，党也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点，以适合当时需要和可能的形式，努力推进经济和民生的建设。
这些建设，有军、有民，但大都是在军民合作、共同努力下推进的。这是延安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对密切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非常重视。1940年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明确规定：“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被定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今后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部队也规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
延安时期军队和人民共同推动的经济和民生建设，在内容和水准上与现在的现代化建设还距离遥远，但其基本思想和基本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思想和政策基础。
1937年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4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出席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在目前严重的困难面前，“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随后，整个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1940年12月，王震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做经济工作的干部。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其中规定：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废除高利贷；发扬艰苦作风，提倡生产节约，厉行廉洁政治等。
1939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桥儿沟鲁艺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李富春、张浩等中央领导出席并讲话。展览会共展出各种工业展品2000余件，有5个生产单位获得特等奖，37个单位获得甲等奖，奖励了50多位劳动英雄。1940年1月16日—2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发展的主要成绩。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改善民生。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把发展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问题结合起来。减租减息政策获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团结了人民，发展了经济，支持了敌后的抗战。
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现代经济的思考。1944年6月至7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期间，先后考察了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斯坦因时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
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1月10日，毛泽东出席大会，并作《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全面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要求在解放区做好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通过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有力地巩固了解放区，增强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的这些经济和民生建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些思路和政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其中，发展巩固的物质基础，着力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兼顾各方利益调动生产积极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搞活商业流通，减轻人民负担，保障正当的私人财产，实行耕者有其田，学会做经济工作等，以及军民团结合作等，都与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要求相契合，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经过长期实践和丰富完善后，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培育生成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熔铸了军民共同奋斗、团结合作的努力、作风和传统，是军民团结融合的结晶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的建设和力量，也需要精神的建设和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努力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1935年至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我们党在这里经历了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由一系列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原生形态精神构成的。它们包括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张思德精神、延安劳模精神、党的七大精神等，还有徐特立精神、吴玉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这些精神共同汇聚成了延安精神。各个原生形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延安精神是各个原生形态精神的总汇和升华。
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起来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精神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共同培育形成的。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直接来自于军队，其他也有人民军队的参与。延安精神熔铸了军民共同奋斗、团结合作的努力、作风和传统，是军民团结融合的结晶。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延安精神与其他精神一起，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在各方面的展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挥和利用了精神的力量。通过思想建设、精神激励、榜样示范以及其他各种方式，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念和精神，转化成一种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和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需要牢记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以现代化的成果造福人民；需要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以坚强的团结，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为现代化创造良好条件；需要始终坚持艰苦奋斗，敢于克服一切困难，迎接各种风险和挑战。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与其他精神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伟大建党精神，也需要延安精神。
（作者为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