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

“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建成有更高的标准、担负中国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中心城市。”

1990年，党中央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光阴荏苒，如今已“而立之年”的浦东，又站在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赵启正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同志，中外媒体对他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浦东赵”。他有一流传甚广的“金句”：“一个伟大的事业，必有伟大的故事。”日前，本报记者认真聆听了“浦东赵”讲述的浦东开发开放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

当年，赵启正在位于外滩的和平饭店会见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对方问他：浦东在哪里？要怎么去？要坐飞机吗？

如今，外滩对岸的浦东陆家嘴迷人的天际线，已是世界著名的城市景观。

赵启正说：“浦东开发的那些直观的和能用数字表达的是‘硬成果’，比如，高楼大厦、花园绿地、GDP、税收、区财政等等。过去的‘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高速增长，但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路径、国际环境和中国、和浦东大不相同。浦东成功的原因更多地体现在浦东开发的‘软成果’之中。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棵大树，浦东是这大树的硕果之一，它很大，它的外观是‘硬成果’，它的内在的营养成分就是‘软成果’，而‘软成果’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不可忽略的要素。”

请基辛格“三看浦东”

浦东开发开放伊始，西方很多人对此甚为怀疑，认为中国是在喊“政治口号”。那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担任了多家美国大公司的中国问题顾问，为此他常来浦东，由浦东了解中国的进展、中国的温度。他到上海，每次必见赵启正。第一次在浦东见基辛格，赵启正给他看浦东开发的地图；第二次来，赵启正请他看浦东未来的规划模型；第三次来，他看到浦东天际线的起重机群长臂凌空善舞。于是，他认真地对赵启正说，我看浦东开发开放是行动，不是口号。赵启正高兴地答：“拜托您，在一些场合您也许也能说一下，我们开发浦东的确是行动不是口号。”

赵启正：新中国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风波和考验。我们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时间点，正是历史的紧要关头。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这时，中国提出：要开发浦东搞建设。中国在历史的狂风暴雨当中，岿然不动。现在回过来想想，我们更理解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是太及时、太正确了。所以说浦东开发开放“软成果”的第一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决胜信心。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当年，在浦东新区管委会食堂门口，贴着这么一行美术字：“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正是因为这句话，食堂还一度成了网红“打卡地”。这是赵启正特意让时任新区宣传部部长邵煜栋安排的，把这种思考从管委会办公室的头脑风暴，经会议室讨论，大会宣扬，一直延续到了食堂饭桌旁的闲聊。

赵启正：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我们把这句话看得很重。国际上有哪些城市可以称之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应该是能与伦敦、巴黎、东京、纽约齐名的城市吧。当时如果在纽约打100个国际电话，95个以上可以一次接通；而在上海打100个国际电话，却有90多个接不通。所以，那时别说浦东，就是上海在航空、通信等基础设施上都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差距很大。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培育成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是国家赋予的历史重任，所以我们必须“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面对当时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有些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迟疑。有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我们加深了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认识：不是搞一个单纯经济技术开发区或科技园，甚至不是一个特区，而是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建成有更高标准、担负中国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中心城市。

“我们该害怕中国吗？”

1996年1月，赵启正收到了一位中国留美学生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一份《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该报有篇大半版文章，标题是《我们该害怕中国吗？》。作者说，我访问上海的时候，赵启正副市长坐在一个破沙发上，操纵着新式的多媒体，向我讲解了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配文的一幅漫画，是中国的筷子正夹着几片美国国旗当“小菜”吃。

赵启正：这是我读到的较早版本的“中国威胁论”，20多年前就有了。那篇报道点了我的名，我就给该报总编辑写了一封信。我说，总编先生，1995年是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50周年，我们曾是盟国，理应在此时提升中美关系，但你却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国从来没有拿外国当“小菜”吃过，你的漫画我不赞成，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不同意见发表在你的报纸上。

当时我们曾议论，我的信他们究竟登不登？很多同志说不会刊登，后来该报不仅登了，还加个标题《中国人不赞成弱肉强食》。这份报纸，刊登驳斥他的读者来信，一字不改，这也是他们为提高舆论斗争中地位的一种姿态。在浦东开发中，站在地球仪旁边，要随时感觉地球上的东西南北风，把握好浦东的航帆，坚定最终的目标。

在基辛格的介绍之下，老布什来了，我用激光笔指着陆家嘴模型，给他介绍一幢幢高楼、道路、花园等等。那时，刚打赢海湾战争的老布什说，鲍威尔将军向我汇报海湾战争时，就拿着激光笔指来指去的。我说，我和他可不同，我指哪儿，哪幢楼就长起来了；他指哪个楼，哪个楼就被炸平了。老布什说，你说得对，高科技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临走时他说，“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也来投资”。

“德国人问，你们医院能救我命吗”

有一次，一个德国投资商来浦东见赵启正。赵启正问他，你来浦东投资有什么顾虑？他说，如果我生病了，你们医院能救我命吗？我希望我得病时20分钟内能送到一个好医院。赵启正暗想，浦东现在哪有好医院啊，当时好医院不都在浦西市区吗？这位外商的顾虑提醒我们，改善医疗条件不仅是浦东百姓的需求，也是投资环境中的重要一环。

赵启正：浦东开发开放之初，能用于社会建设的资金很有限。刚去浦东时，新区管财务的副主任告诉我：一年能用的只有4亿人民币。这4亿是用于政府、学校和医院的吃饭和维持开销。当时，浦东对原来的人民医院进行改造，国际招标后在三年内花了3亿元。我们一直坚持认为，浦东开发不应只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愿意在学校、医院、公共绿地上优先投入。

在浦东开发最初的时候，乡里反映：“只听打桩声，不见钱袋来。”哪怕与外高桥保税区相邻的乡镇也是如此。当时，我们提出了以各个功能开发区带动周围乡镇一起发展的“列车工程”，就是开发区用了谁的地，一定要主动扶持周边的乡镇，像一列火车一样一起开动。

浦东当地农民并不都适应浦东那么快的城市化进程。当时，浦东管委会不仅补偿被征地的农民的房子，给生活补贴，还负责给每人推荐工作。但他们还是需要时间提升教育程度，培训新的技能。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来浦东，我对他说，上海的城市化历程至少花了100多年，而浦东的城市化过程可能只有半代人的时间，我说：“浦东呼唤社会学”。

浦东不做“世界最大显像管生产地”

1993年，一家外企打算在浦东建一座生产最大尺寸的显像管厂。当时赵启正去日本参观了一座新的LCD（液晶显示屏）车间，该公司的一位国际部经理对他说，今后10年，你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显像管生产基地，而日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LCD生产基地。只这一句话，赵启正就明白显像管将被淘汰。于是他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个项目。

赵启正：浦东开发之初，浦东就确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明确了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原则。虽然定了目标是高科技先行，但外商对高新技术的转让绝不慷慨，一流的不卖给你。二流的即使同意卖给你，也要足够的价钱，你有没有足够的高科技人才来接一棒？继续发展下去，也是问题，所以张江高科技园区起步时确实非常艰难。

记得当年我去美国微软公司参观，微软总裁跟我说，经常有中国人来参观，都说要造硅谷、建微软。您知道美国也就一个微软、一个硅谷，你们中国需要那么多微软和硅谷吗？这话启发了我，中国多地都宣称要建“硅谷”，我们要发展微电子产业，但是张江非要宣传再造一个硅谷吗？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们不仅吃上好饭，还要吃上好药，用上好医疗设备。到1992年，全世界医药产品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200亿美元。我想，我们为什么不造一个“药谷”呢？上海有近30家生物医药研究所和10多所高校有相关专业，在生物工程药物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医药工业的基础也较好。所以浦东就提出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也在其中）建立“药谷”，这个设想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1994年1月，罗氏制药就成为在浦东落户的第一家世界500强药企。挪威的外长说，我们欧洲人喜欢“药谷”这个词，因为它符合人类利益。

要防止“筑巢引不来‘凤’”

在“筑巢引凤”之说颇为流行之时，赵启正曾带领浦东新区管委会的干部乘车去看一个新建成的商城。他们进去转了一圈，再回管委会接着开会。上车后，大家说，售货员比顾客多啊！赵启正说，这就接近结论了，巢筑了，凤引不来，这样盲目的巢绝不能筑。

赵启正：当时我们强调“浦东开发，规划先行”，但究竟该怎么规划？务必要防止先形态规划，再做功能规划，甚至不细做功能规划。我们强调的是，以功能开发带动形态开发。那什么是形态开发？形态开发就是看得见的建筑的开发，比如，盖一个足球场；功能开发是它的功能定位，比如，你究竟要盖个开世界杯的足球场，还是踢中超的足球场，还是浦东中学生来练球的？这功能不同的足球场在规模、投入、标准上可是天差地别。这么一比喻，大家都懂了：我们得先做功能设计，然后再做形态设计和开发。

那时浦东新区刚成立，还没有新区人代会，我有意地要到上海市人大去汇报浦东规划，以增加这规划的严肃性。

当时，我在浦东管委会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惜土如金”。投资者到我办公室来一看这4个字，会问，这是什么深意？是不是土地很贵？我说那是自然。不仅是贵，而且要讲究投资密度，每平方米你将投入多少钱？达到一定额度才请你来，这就是“惜土如金”。“惜土如金”还意味不要布局太满，要留一点空给后代去建设。同一时代的建筑往往是同一种设计思想、同一种建筑材料、同一种审美趣味，这个城市整体看来就不漂亮。如果这个城市是花了200年时间才建成的，那这个城市肯定漂亮。虽然我们也等不了200年，但也不能要求在10年、20年里一口气就全建好了。

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曾称赞浦东说，浦东是世界城市开发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成功例子，浦东是经过仔细规划后再进行建设，这非常可贵。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浦东说，浦东是国际建筑大赛的现场。

“上海怎么能缺少钻石交易中心？”

赵启正几次接待过以色列的著名企业家和以色列的钻石大王，他是热爱中国、当年在上海避难过的索尔·埃森伯格；也接待过世界钻石交易中心主席艾利·伊扎科夫。他们对浦东开发很感兴趣，都强烈建议浦东要建立面向国际的钻石交易中心。他们说：“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中心，怎么能缺少钻石交易中心？”

赵启正：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我们不仅吸纳世界的资金和技术，更注重吸纳世界的智慧。党史办曾问我，浦东建钻石交易中心是怎么想起来的？我说，我是开过一个相关会议，但最初的动议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钻石交易的大行家。我接待他们时，他们说，没有钻石交易中心，你的城市就不是富裕城市。你说上海将来是世界一流的城市，但如果没有钻石交易中心，上海能发光吗？说真的，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钻石交易所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和钻石商店差不多？去看了才知道，钻石交易所里并不富丽堂皇，但里面做的都是大笔交易，是高级别的钻石交易，是世界钻石商的商谈地。他们还问我，上海安全吗？我很奇怪，“什么意思？”他们说，钻石商人最容易被绑架。我说，上海最安全了。他们说，你没有钻石交易中心时，当然是安全的。我回答，请放心，我们有训练有素的保安员。你得承认我们在开放启蒙之际，确实向世界学了很多东西的。

所以那时候，我一知道有驻外大使回国，就欢迎来上海浦东参观，不惜时间地陪着大使聊天。大使向我输出他在国外的知识，我向他输出我们浦东的情况，做一个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的“交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外国故事，也很难跟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难以跨越文化和国情的障碍。

“三条高压线”

当年中纪委领导尉健行同志来浦东考察，赵启正向他汇报说，我们坚持“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尉健行对此十分赞同。

赵启正：浦东开发开放至今，一直坚持“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我向尉健行同志汇报时，我举例说，如果外国投资者到浦东来，还得行贿，他财务上没“行贿费”这个开支项目怎么办？如果是我们向他行贿，让他采购中国的劣质零件，那将来这些用了劣质零件的产品还要召回。所以，好的公司不希望在腐败的环境中经营，腐败不仅是政治上损害我们的名誉，在经济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破坏。

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道理有了，那措施呢？必须通过党性的养成教育——养成勤政廉政好习惯。我们再明确了三条纪律“高压线”，谁碰谁触电：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动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各位主任不要参与土地批租和项目招标，不知道标底。事实证明，这三条保护了干部。犯第一、二条容易贪污受贿，犯第三条容易造成风气不正。随着改革越深入，越是能体会到廉政是投资环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环境的重要因素。

作者：郑蔚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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