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琳

前不久，我接到舅妈打来的电话，浦东外婆于睡梦中悄然离世，享年104岁。浦东外婆是我舅妈的母亲，上海浦东孙桥乡人。为将她与我自己的外婆相区别，我自小就称她老人家为“浦东外婆”。浦东外婆26岁守寡，从此再未嫁人，独自含辛茹苦养育一双儿女。她曾将12岁的女儿送进纱厂当童工，自己带着小儿子在浦东乡下种田。解放后，纺织厂女工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年纪轻工资高。我舅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却心甘情愿娶个纺织姑娘当老婆，结婚时旁人不无羡慕地说他赛过娶了爿小银行。也有人称赞浦东外婆有眼光，早早送女儿去做工，找了个能挣大钱的营生。浦东外婆总是眼泪汪汪辩解：“孤儿寡母苦啊，不然哪能舍得送小姑娘去做工。”

浦东外婆不识字，却喜欢跟小青年们谈山海经。有人问及她的年纪，浦东外婆回答：“辛亥革命那年养出来的，你自己去算好了。”若此人恰好不清楚辛亥革命历史，浦东外婆便洋洋得意调侃：“喔哟哟，读书读到啥地方去啦，连辛亥革命也不晓得。”有一回，我们表兄弟姐妹几个带浦东外婆去看电影《地雷战》，回到家浦东外婆发表了看法：“其实东洋人也不是个个都凶的，从前伲浦东乡下来过东洋兵，有个伙头将军（伙夫）借去一把菜刀，过了两天把刀洗干净还回来，还朝我鞠躬谢谢。”她话音刚落，我们这群看着《地道战》、《地雷战》长大的孩子蜂拥而上，都想捂住她嘴巴。我还义正词严教训道：“浦东外婆你反动噢，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哪有好人？”浦东外婆显然害怕了，红着脸低下头告饶：“我讲错了，我讲错了，你们不要告诉大人哦。”我长大成年后，读到历史资料记载，当年侵华日军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反战人士。由此想来，浦东外婆遇到人性尚未泯灭的日本兵，也是可能的。

上世纪60年代，舅舅和舅妈去江西支内，浦东外婆带着我年幼的表弟表妹留在上海。每隔十天半个月，浦东外婆就会找我帮她写信，写信的时间通常是星期天下午，我已经做完了回家作业。浦东外婆会将一个小碟子放在我面前，里面或是油氽花生米，或是蘸了绵白糖的煮芋艿，作为对我的犒劳。我吃过东西自然得认认真真写信，先写在草稿纸上。浦东外婆说一句我写一句，不会写的字就查《小学生字典》，写完后还要反复念几遍给她听，直到浦东外婆听了完全满意，实在想不出什么事情需要补充叙述了，我才会誊写到信纸上。写完信后，寄信也是我的工作。浦东外婆会给我一毛钱，八分钱买邮票，一分钱买牛皮纸信封，剩下的一分钱给我买糖吃。我舍不得花钱买糖，手心里攥着一分钱跑向弄堂口的小书摊，一分钱可以让我度过长长的快乐时光。浦东外婆知道我爱看小人书，以后就用剪鞋样剩余的纸张糊信封，这样可以省下买信封的钱，而我每次为她写信寄信后，也就有了两分钱去看小人书。父母曾经批评我：“少先队员应该学雷锋助人为乐，怎么可以拿别人钱？”浦东外婆就替我开脱：“小人喜欢看书是好事情，将来长大了本事也大。”

后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工作、结婚、搬家、出国，很少再见到浦东外婆。近年来虽然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但关于她老人家的信息，大多也是从早已双双退休回沪的舅舅和舅妈处得知的。浦东外婆一辈子身体健康，几乎没进过医院大门，偶尔有个头疼脑热，去药房买点药便完事了。她八十多岁时还在伺候孙女做月子，九十多岁自己动手洗衣服，一百岁那年被评为街道“健康老人”，全家福照片上已是五世同堂。浦东外婆晚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福气好啊，一生一世没有用过病历卡。”写完这则小文，我仿佛重回少年时代为浦东外婆写信的场景，她坐在我对面的竹椅上，边纳鞋底边说：“你写好啦，读出来给我听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