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

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去拜访范用先生。郭社长本来说好同去的，临时有事没去。

前一年我在北图社出了本《创刊号风景》，市场上从未有过此类题材的书，所以产生了一点儿影响，小书甚至惊动了范用先生。范用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对创刊号也非常之有兴趣，也想写一本他收藏的创刊号，已经写了两篇叫我看看。查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记：“中午意外接到范用信，老人家也想出本创刊号的书，还寄来了他收藏的创刊号大名单和已写好的两篇《清明》和《周报》，老人家是亲历者参与者，史料更可靠，我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我把范老的意思告诉出版社，他们很是兴奋，马上决定去拜访范用先生。

那个晚春气息的、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在范用先生的书房极其兴奋地观赏着他的珍藏。我关注的是那一大批范用先生用补发工资购买的老期刊，范用先生知道我喜欢老杂志，从里屋拿出一张他一九七二年在上海旧书店的购刊清单，三页纸，密密麻麻一笔一笔写满了令我心惊肉跳、弹眼落睛的珍本杂志，说实话，几乎将我馋晕过去了，他们几个倒毫无表情。编辑们和吴兴文先生（他比我们仨先到一步）更关注范老的藏书票珍藏。这几样珍宝尚在饱览，范老又向我们展示大批量的“名家翰墨”——全是如雷贯耳的文化人写给他的信，好多好多，放置于文件夹，搁在书架前的地上。

编辑们的眼光与我不同，他们惦记着如何将范老的这些宝物化作“出版资源”，当下议了两个选题，藏书票和名人书信，反而将此行之目的“创刊号”丢一边去了。编辑建议将范用先生这批书信影印出成书，范用说他要亲自整理，一一重新抄录之后再出版，这体现了范用的仁厚之心，担心有什么疏忽对不起故人和友人。

这天以后，我和书友们又去过几次范用先生的家。有一次竟然见到一个旧书店的店员独自从范用书房出来，他认识我们，所以表情有点儿尴尬，我们几个低声嘀咕：也许是范用叫他来的，我们不必替范用担心什么。那时候，范用已将许多整份的老期刊捆好了包，说是要捐给什么单位。聊起出版书信的事，范用说还在慢慢地抄。老人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话越来越少，兴致越来越低，幸亏我每次带去新出的小书，都是他感兴趣的老杂志内容（三十年代老漫画、老电影），此时的范用先生说话声音高了一些，情绪也似乎好了一些。我知道，每次的拜访，都可能是最后的一面。

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范用先生与世长辞。

我只知道范用先生的“名家翰墨”未能在他生前出成书，并不知道他生前已为这些书信起了个书名“存牍辑览”，书稿交给了汪家明先生（当时汪先生于三联书店任职）。我很关注范用藏书的归宿，有位朋友告诉我在某书贩处见到了整份十三期的《电通画报》，索价很高。当今谁能拿得出整份的《电通画报》呀，莫非是我曾在范用书房见过的那一套《电通画报》流散出来了？这真是个无法证实的消息。

另一则大道消息是可以证实的，范用的藏书捐献给了上海出版博物馆。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参与此事，他写道：“前年，我有幸客串新闻出版博物馆的筹备事宜。年底，前往北京已故出版家范用居所，接受捐赠。此行共五人，我的职责是替范用生前的藏书、信札、稿件等核价，这与我日常收购工作并无多大区别。”

范用先生去世五年之后，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了《存牍辑览》，因为我知道这本书的“缘起”，连夜便兴致极高地翻读起来。最先读的是汪家明的“编后记”。

汪家明写道：“这部书稿，他（范用）约摸编了五年，从二○○五年到去世。”“做了一辈子编辑，范先生却用了最笨的办法编纂这部书稿：五年间，他亲笔一封一封抄写选出的一百零三位作者的三百七十五封信。”

“最笨的办法”实出自范用先生自己的多虑，汪家明代为解答：“抄写同时，进行编辑加工——对一些旁人不明的词句加以注解；对一些套话或无意义的段落斟酌删节；对一些难认的笔迹作出判断。”

第一条和第三条勉强解释得通，当然如果原迹影印的话，这两条才真正用得上。我感觉第二条才是“抄写而非影印”的主因，只不过汪先生所谓的“套话”，那是人世间所有书信必不可少的语气呀；“无意义”与否则不该由抄写者来下判断或代为删节。

我也想出了一个赏读《存牍辑览》的笨方法，将“一百零三位作者”中我所能够找到的唐弢和黄裳的原信（已公开发表者），对比一下范用先生的“抄写件”，看看到底“删节”了什么。这个工作进行了三个晚上，等于同时看三本书，唐弢的是《唐弢文集·书信卷》，黄裳的是《来燕榭书札》（李辉编，大象出版社，二○○四年一月出版）。不枉点灯熬油，到底看出些“意思”来。

唐弢致范用信，《唐弢文集·书信卷》收三十四通，《存牍辑览》收三十五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唐弢致范用函，“书信卷”将香港《美术家》杂志误排为《美术界》，《存牍辑览》给予订正。

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唐弢致范用函云：“我因今年任务较多（鲁迅传及纪念论文），而近来心绞痛频繁，经许觉民同志多方设法，介绍给阜外医院白大夫（昨日始知即沈昌文同志之夫人），于四月十日起住院检查，可能除心脏外，其他部分检查较难，正由白大夫安排中。”《存牍辑览》未予删节。

一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唐弢致范用，“如方便，晚上和我通个电话。59.5143。《存牍辑览》删去电话号码“59.5143”。

黄裳致范用信，《来燕榭书札》收二十六通，《存牍辑览》收三十九通，相差十三通，查我写在《来燕榭书札》书边数语有这么一句“范用昨天讲仍有十几帧黄裳来信，4.23/2004”由此可知《存牍辑览》所收应为全帙了。

××年四月十六日黄裳致范用信，开头：“范用同志：昌文、秀玉同志来，带来新书数册，拜收，谢谢。”昌文乃沈昌文，秀玉乃董秀玉，“××年”据信内“《榆下》不知何时可重印”等语似应为“一九八三年”。

令人遗憾的是，《存牍辑览》竟将“昌文”删掉，只剩下“秀玉同志来”。

范用沈昌文之间有很深的矛盾甚至冲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沈昌文称“从这里想开去，我就还是同范公疙疙瘩瘩地共事下去吧。”（大块文化版《也无风雨也无晴》第183页）

我没有资格评说前辈的胸怀和气量，只是觉得删节他人来信的作法不大妥当。

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来燕榭书札》的作者黄裳和编者李辉的姿态和作法，显然更高明一些。二○○二年十月十九日黄裳致信李辉，黄裳担心“涉及周汝昌处，有妨碍否？”“又信中有关涉王辛笛处，已改了一些，可不令老友难堪。”“又贺敬之名亦易以××，怕引起纠纷也，此外未动。”

一位是同窗，一位是老友，当年均在世。黄裳并未删去“汝昌确有学阀气派，但没有几个班底，他曾要我作文捧之，未如其愿，对我也有些意见。真是可笑。”“老赵对辛笛的评价，大致都能同意。其实他仍靠的是旧作，近年来实在没有什么作品，即有也是逢时之作，不足观，这是公认的评价。”“辛笛仍如旧，挂着个小瓶子，偶有小诗发表，恐人忘其为诗人也。”等语。

汪家明先生也许想到了今后要为历史负责，“编后记”里留了这么一段话“信函原稿，已捐上海出版博物馆。捐出之前，三联书店老一辈书籍设计家宁成春先生与朋友一起做了精心翻拍。”

已故谢兴尧先生一九四四年写了篇随笔《老人》，文中引了不少关于人生晚境的诗句，如“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又如“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

谢兴尧称“已觉风光属别人”句，真见道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