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还

梁宗岱先生

不久前，读到陈子善先生“不日记”《特印本》　一文，提到诗人梁宗岱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用土纸印制译文集　《交错集》　时，还不忘嘱人另行用上等贡川纸印制非卖品数本，并分别以甲、乙、丙、丁编号。生活的艰苦，并没有影响梁宗岱对生活情趣的追求。其人其事，真是很有意思。这使我回想起当初读梁宗岱作品的一些往事。

还是近八十年以前，在日寇铁骑践踏下的江南古城苏州。我刚考入位于草桥边，后以培养过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郑逸梅等而出了名的那所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其时，米珠薪桂，生活越发艰难。汪伪省政府教育厅委派来的新任校长，大名作“丁丁”，西装革履，样子潇洒，显示出一派新贵的样子，但平日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他原来还是创造社后期的一名小伙计。在他上任后，过去优良的校风，瞬即名存实亡。只有校园西边，西式建筑的图书馆里，还保存有不少战前的藏书，也因此成了备受欢迎的地方。就在这里，我杂七杂八地居然也看了不少书。到今天还没有忘记的，就是梁宗岱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本论文集　《诗与真》。与其说是论文，倒不如确切地说，是一篇篇严谨而带有诗人气质的散文。这里没有一般论文的冗长、枯燥，难得的是一种诗人特具的激情和清新。应该说是诗人对诗、对文学艺术诸问题，发自心底的诚挚的声音。

《诗与真》　收集了梁宗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就的几篇文章，计有　《保罗·梵乐希先生》、《论诗》、《论画》、《文坛往那里去———“用什么话”的问题》、《象征主义》等篇。当年对新诗怀有兴趣的我，就好比获得了一件珍宝。尤其是　《论诗》，就不止看了一遍。这原是1931年，梁宗岱旅居德国南部海德堡时，写给诗人徐志摩的专门探讨新诗发展的一封信。仿佛一扇窗户，及时向新诗爱好者开放，从中可看到新诗从“五四”诞生以来，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对新诗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确实是令人佩服且感到很高兴的。前一阵，托人把这本书借来，又重读了一遍。所得印象和几十年前，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这是有关于新诗及其他文学艺术问题的一本好书。梁宗岱原是个才情横溢的人，更何况他学贯中西，从而烛照今古。作为中国“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先驱者，他对新诗所提出的意见，经过漫长的时间，对比今天新诗创作的状况，有些好像解决，有些也好像远没有解决，可以说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在　《论诗》　中，梁宗岱提出了诗人要有热烈的生活：

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

梁宗岱提出了必须继承的民族传统：

生活和工具而外，还有二三千年光荣的诗底传统———那是我们底探海灯，也是我们底礁石———在那里眼光光守候着我们，(是的，我深信，而且肯定，中国底诗史是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因为我五六年来，几乎无日不和欧洲底大诗人和思想家过活，可是每次回到中国诗来，总无异于回到风光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一般地新鲜，一般地使你惊喜，使你销魂。)

他还说：

因为目前底问题，据我底私见，已不是新旧诗底问题，而是中国今日或明日诗底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承继这几千年底光荣历史，怎样才能够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底问题。但这种种困难并不是今日中国诗人所独具的，世界上哪一个大诗人不要承前启后?　哪一个大诗人不要自己创造他底工具和自辟一个境界?　不过时代有顺利和逆手之分罢了。

梁宗岱还用大量篇幅，具体分析了中西方诗歌发展的异同，提出新诗要重视音节：

那简直是新诗底一半生命。可惜没有相当的参考书，而研究新诗的音节，是不能不上溯源流的。……不过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因为每国文字都有它特殊的音乐性，英文和法文就完全两样。……中国文字底音节大部分基于停顿，韵、平仄和清浊　(如上平下平)　与行列整齐底关系是极微的。

梁宗岱在法国留学的二十年代后期，正是足以影响其一生的，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和当年法国号称神秘的象征主义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　(PAUL VALERY)　有过一段亲密交往。这位梵乐希接受过大诗人马拉美　(STEPHANE MALLARME)　的熏陶、培育，被称作马拉美的最忠心、专一的门徒。他们常常相约在林间谈文学、谈哲学，关系处于亦师亦友之间。保罗·梵乐希对梁宗岱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在　《保罗·梵乐希先生》　一文中，梁宗岱以充溢的情感，对这位大诗人作品中透露出的思想作了极为细致、极为深刻的探索和描述。他还翻译了保罗·梵乐希杰出的代表作　《水仙辞》。我是在读完　《诗与真》　后不久，在城中玄妙观西脚门的旧书摊上买到这本书的，欣喜之情一时无以言表。

梁宗岱中译本　《水仙辞》，由上海中华书局列入“新文艺丛书”于1931年出版。从这本书的版面设计以至内容安排，处处可以看出中译者的匠心独运。书作中式线装，淡褐色封面，另粘贴书名签条，以宋体铅字直排“水仙辞”三字。下则并列两行：保罗·梵乐希著，梁宗岱译。扉页印有：

献呈刘燧元

他比我更适宜于翻译这诗的宗岱　

1928夏间

一般扉页献辞，往往是书作者献呈给最最亲近的人。在这里，他却献给了当年同在岭南大学读书，一起发起组织广州文学研究，编辑出版　《文学旬刊》　的同学，1932年曾自费赴德国留学的刘燧元。刘燧元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曾为上海　《新闻报》　首任总编辑的刘思慕，著有　《欧游漫记》、诗集　《生命之歌》、散文集　《樱花和梅雨》　等多种。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国际评论家。献辞除了反映出梁宗岱和刘思慕之间的深情厚谊外，更多的是使人认识到梁宗岱的“谦谦君子德”。事实上，保罗·梵乐希原著的翻译，非梁宗岱莫属。他具备了翻译好《水仙辞》　的多方面条件，刘燧元在这方面是不够的。

扉页背后，摘录有屈原　《离骚》　辞数句。相继出现的是用典雅文言书写的　《译者附识》、《保罗·梵乐希评传》　(也即是　《诗与真》　中的　《保罗·梵乐希先生》)。再后，即正文　《水仙辞》　(少年作)、《水仙辞》(近作)，最后附“译后记”一篇。梁宗岱译作的　《水仙辞》，宛如在帮同保罗·梵乐希构筑一座眩人心目的七宝楼台。字字珠玑，处处可以感觉到翻译者对原作者的忠实和友爱。抗战胜利后，当我考入大学一年级时，曾为　《水仙辞》　而与梁宗岱通过一信。当年的回信，一直夹在周作人“苦雨斋小丛书”之一的　《冥土旅行》　中。不幸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残酷而又荒诞的“文革”中，书与信，均遭抄没了!

除了　《水仙辞》，我还得到了梁宗岱的另一本书。那就是前文提到的梁宗岱译文集《交错集》。关于这本书，说来真有些话长，得来全自偶然之中的一个发现。1949年的早春天，我正随刘邓大军从中原南下，准备渡江作战前夕，部队驻在皖中部的桐城。有一次，去附近以三国大乔、小乔墓驰名的庐江城办事。在路边出售乱七八糟破烂物品的地摊上，竟看到了这本　《交错集》。摊主是个粗壮的汉子，瞥见来人是个解放军，出之于新区老乡对解放军的热爱，他手一挥，就大声嚷嚷：“送给解放军，拿去吧!”说着，书早已掷了过来。一时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当时，部队执行供给制，我身无分文。最后，把随身一只搪瓷碗留给了他，也作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表现吧。我所获得的　《交错集》，亦属南雄纸印的三千本之一。封面灰黄色，无书名，无作者、译者、出版者名，仿佛“无字碑”一般的全部留白。不免感到突兀。依据我的寡闻，新文学书籍似从未见过这样的封面设计。是另粘有书名签条，但已失去，还是原封面已经改装?　均不得而知。从此，这本在我军用行囊中，唯一的文学书籍，就随我参加了渡江作战、千里追击。接着，又迈向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一日，部队行军到湖北孝感附近，忽赶来了三个从上海出发的青年。他们刚从华东新闻训练班学习结束，分配来我军的。其中一人，年龄稍大，近三十光景。稍高的个子，脸上架了一副白边框的眼镜。他，就是上海“孤岛”时期，甚为活跃的青年作家晓歌。由于若干年前，都曾在柯灵先生编辑的报刊上写过稿，一提到当年一大批写作者的名字，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两个陌生人的心，就立刻融合了。从此，在日复一日紧张的行军中，朝夕相处，有了更多的了解。晓歌很欣赏路翎的作品，几部长篇小说，他都认真地读过。对他的大同乡梁宗岱，他也充满兴趣，挤着时间把　《交错集》　看完了。他喜欢其中的里尔克、泰戈尔。对　《交错集》　的那篇写于1941年嘉陵江边的“译者题记”尤加赞美。其中的几句话，真也耐人寻味———

……就是它们底内容，既非完全一般小说或戏剧所描写的现实;它们底表现，又非纯粹的散文或韵文;换句话说，它们多少是属于那诗文交错底领域的。如果人生实体，不一定是那赤裸裸的外在世界;灵魂底需要，也不一定是这外在世界底赤裸裸重现———那么，这几篇作品足以帮助读者认识人生某些角落，或最低限度满足他们灵魂某种需要，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事。

晓歌的笔是很健的，在行军间隙，还在为上海一份以进步著名的民营大报写稿。或者出之于友情的嘱托。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对军队来说，只管打仗，要打胜仗。对于新解放的一些城市的复杂的文化领域，并没多大了解，容易产生误解。晓歌在军中仅耽了一个短时间，就客气地离开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朝鲜前线返回上海，找到徐开垒兄，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有关晓歌的消息。我很珍重那次和他萍水相逢的友情。

至于梁宗岱，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通过信，深感遗憾。“文革”结束后，只听说他还健在，实堪欣慰。又听说，已弃置了他曾孜孜以求的中西方文学研究，忽然，拣起了几味中药，寻根究柢;或者，还想从中找寻出一些生活的趣味，也说不定吧?!

丙申年惊蛰前，于上海忆润苑南窗下。时阳光璀璨，春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