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

唐代诗人不乏并称，如初唐四杰啦、王孟李杜啦、大历十才子啦，还没听说过有七绝六大家。这还真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不过并不是我的杜撰，发明权也不在我，而是历代文人经过反复争论和评议推举出来的，火药味还很浓，我只不过据此归纳命名了一下而已。最终的结果是：李白、王昌龄、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

这份名单纯就七绝一体的创作成就而言的，盛唐、中唐、晚唐各得其二，不少大家如杜甫、王维、陈子昂、孟浩然、韩愈、白居易等都未能跻身其中。这也难怪，沈德潜早就说过：“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所以杜甫的律诗成就虽高，但绝句绝不是李白的对手，自然落下。陈子昂、孟浩然均长于五言，弱于七言，又当别论。王维五绝可与李白并峙千古，七绝直逼李白、王昌龄而欲成三家鼎立之势。只可惜后人经过反复筛选，在盛唐诗人中终取李白与王昌龄，致使王维屈居第三。所以，唐代七绝六大家也有一个形成过程。若有第七，则非王维莫属。

当然，在这六大家的形成过程中，最先被标举的二位无疑当属李白与王昌龄。他们二人的七绝格调响亮，声韵悠扬，才情横溢，均有一唱三叹之妙，成为有唐三百年的典范，也成为历代衡量七绝高下的标准。

到了中唐，七绝数量渐多，钱起、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张籍、王建、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都擅此体，但最终只有二人脱颖而出，这就是李益与刘禹锡。明胡震亨　《唐音癸签》　毫不含糊：“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清沈德潜也说：“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王夫之甚至认为刘禹锡“诚小诗之圣证矣”。这些权威人士的话，基本上奠定了李益与刘禹锡在唐代的七绝地位。

晚唐也涌现了一批七绝高手，韦庄、温庭筠、赵嘏、郑谷、陈陶等均在其列。而以杜牧、李商隐二家的成就最高。其中杜牧的七绝地位相对稳定，他的　《清明》、《赤壁》　诸绝，早在宋、明时便为人所赞赏，人无异词。李商隐的光辉原都照在七律和　《无题》　上，其七绝成就直到清初才逐渐被发现，引起重视，叶燮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词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叶燮是沈德潜的老师，他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田雯在论七绝时说：“义山佳处，不可思议，实为唐人之冠。”就连诗重盛唐的王士祯也不得不承认：七绝盛唐“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王是清初诗坛盟主，他这么说了，唐人七绝六大家基本论定。我的七绝六大家的命名也就有了底气。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想法，只不过与古人不谋而合罢了。

不过，能够进入历代评选、我所归纳的这七绝六大家，的确个个身经百战，有过无数次的淘汰赛。因为七绝是唐代最为流行的一种诗体。清人李重华说：“盖唐时入乐，专用七言绝句。”故开元以后，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酒肆所唱，边关将士所进，几乎都是当时名士所写绝句，《渭城曲》《金缕衣》　等更是影响广泛的流行歌曲。从而也吸引了许多名家来写七绝，以致唐代七绝数量激增，佳作连连，高手如林。要在此中夺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

正由于唐人七绝名篇最多，流传最广，在推选七绝高手的同时，有好事者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火拼，这就是对唐人七绝压卷的推举。你一言，我一语，结果竟达23首之多。超过任何一种唐人诗体压卷之作的推举数量。

宋人刘辰翁首推王维　《渭城曲》　为唐绝压卷，以为“更万首绝句，亦无复近古今第一矣。”明代李攀龙和杨慎又推王昌龄　《出塞》　为压卷，王世贞、王世懋则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施扆宾另推王昌龄　《从军行》　为压卷，胡应麟则云：“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迴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春江一曲’为冠。”到了清代，王士祯一气推出四首压卷：王维“渭城朝雨”、李白“朝辞白帝”、王昌龄“奉帚平明”、王之涣“黄河远上”。沈德潜又补了五首压卷：李益“回乐峰前”、柳宗元“破额山前”、刘禹锡“山围故国”、杜牧“烟笼寒水”、郑谷“扬子江头”。其后管世铭对此不满，又推出七首压卷：张潮“茨菰叶烂”、张继“月落乌啼”、钱起“潇湘何事”、韩翃“春城无处”、李益“边霜昨夜”、刘禹锡“二十余年”、李商隐“珠箔轻明”。至潘德舆又推张籍“洛阳城里”为压卷。

若把以上压卷参照六大家，其中王昌龄最多，占三首，李益、刘禹锡各二首，李白、杜牧、李商隐各一首，约占近二分之一。古人对五绝以高古质朴为上，对七绝则以格调响亮、韵致悠扬为上，时兼才情与文采。对照以上所选各家七绝压卷，大抵不脱其范围，而尤以明人推选为精，清人王士祯所选尚承余绪，至沈德潜所选已有争议，管世铭所选更觉有偏差，离明人定格愈行愈远。

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人所选七绝压卷，大半以上居然都与音乐和声响有关。《渭城曲》　是唐代最流行的歌曲，自不待言。其它如：“欲饮琵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更吹羌笛关山月”、“琵琶起舞换新声”、“暂将团扇共徘徊”、“不知何处吹芦管”、“两岸猿声啼不住”、“夜半钟声到客船”、“潮打空城寂寞回”、“重闻天乐不胜情”、“晓角当城汉月孤”、“二十五弦弹夜月”、“隔江犹唱　《后庭花》”、“披香新殿斗腰支”、“数声风笛离亭晚”等，几乎都有音乐之声在内，或者便是猿声、钟声和潮声，这当然是一种巧合，却也无意中透露了诗与音乐在唐代的密切关系。

不过，前人推出的这七绝六大家，倒也并非浪得虚名。寻思下来，他们在七绝一体上还的确各有贡献：李白、王昌龄树立了七绝的标杆与楷模，然李白七绝佳作多在行旅与送别，王昌龄七绝佳作多在边塞与宫怨，兼及闺思。李益七绝佳作仍多在边愁，而刘禹锡则有新的开拓，一为怀古七绝　《乌衣巷》、《石头城》　等，二为新翻　《竹枝词》、《杨柳枝词》　等。杜牧、李商隐二家旗鼓相当，各有开创，杜牧奠基咏史七绝，《赤壁》、《题乌江亭》　前所未有，次则冶游七绝，均远韵远神；李商隐则以七绝讽喻、写情，含蓄委婉、深折蕴籍、含情绵邈，在唐人中另开一境。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通过对此六大家七绝的梳理和比较，的确可以大致窥见唐人七绝的一个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