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杨绛先生在102岁高龄写完　《忆孩时》　(五篇，刊于2013年10月31日　《文汇报·笔会》)　后，又曾乘兴写下两篇

回忆童年的短文———《幼年往事》　及　《猢狲精》。杨绛先生遗物清理小组的同志发现后，特地交由笔会刊出。

———编者

我三四岁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房主是很阔气的旗人，我常跟着妈妈去看看那家的大奶奶、二奶奶。她们家就像《红楼梦》里的景象，只是《红楼梦》里没有满地的哈叭狗。我怕狗，挨着妈妈坐在炕上，不敢下地。不过她们家的哈叭狗不咬人。

后来我爸爸当了北京京师检察厅长，检察厅在西城，我家就搬到东斜街25号，房东是程璧。房子不小，前后两个宽畅的四合院。

门房是臧明，他和一个小厮同住门口一间屋里，里面是一只大炕，可以睡不止两个人呢。

我爸爸上班坐马车。我家有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一匹马，两个马夫。大马夫赶车，小马夫是大马夫的下手，只管洗马、刷马、喂马、遛马。两个马夫同住后门口一间小小的屋里，旁边就是马房。前面院子里晾着四个匾：两匾干草。两匾黑豆。我看马吃草吃豆吃得很香，偷偷儿抓了一把黑豆尝尝，不料黑豆是苦的，忙又偷偷儿放还原处。

前门不大，后门是马车出进的门，是很大的一扇红门，门上又开一个小门，下人出入都走这小门，不走前门。我平时也只在前院玩，很少到后面去。

前院有五间北屋，五间南屋。北屋、南屋完全是对称的。北屋东头是两间卧房，西头又是一间卧房，中间是一间很大的客厅。我黑地里不敢过那间大客厅，害怕。

妈妈很忙，成天前前后后、忙这忙那。有一晚，她特地到我和三姐同睡的卧房来看看我们。三姐和我不睡一头。我睡在她脚头。我们要好的时候，彼此拉拉直裤脚；不要好的时候，我就故意把她的脚露在外边。我人短，我的脚总归是安全的。姐姐也难得和我吵架。有一次妈妈睡前来看看我，妈妈掀开被子，只见我裤脚扎得紧紧的，裤腿扎在袜筒里，裤子紧紧地扎在衣服外。衣服上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里塞着一个鼓鼓的皮球；另一个口袋里是满满一口袋碎玻璃，红的、绿的、黄的……各色的都有。妈妈解开衣服，发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妈妈问三姐，碎玻璃有什么好玩。三姐说：“照着看天的，红玻璃里看红天，绿玻璃里看绿天。”妈妈把皮球放在我床头，碎玻璃全给扔了。吩咐三姐告诉我，以后别再把皮球、碎玻璃装在口袋里。我很听话，以后不再把衣服那么紧的结成一串，也不把玩意儿都装在口袋里了。

北屋有一间厢房，是我们的吃饭间，有电话，我爬上凳子，可以给同学打电话，讲讲私房话。例如“我跟你好，不跟谁谁谁好”(什么人不记得了)。靠门口，有一张两抽屉桌子，臧明戴着一副铜边眼镜记账。我非常羡慕臧明戴着眼镜记账，心中暗想，我长大了，也要戴着眼镜，坐在书桌前，记事。

我现在写作，总想到小时候羡慕臧明写账，觉得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我家搬到东斜街，开始只住一家，南屋没人住，我家也天天打扫，我和姐姐常到空屋里去玩。

不久，我堂姐的姨父姨母也到北京来了，就住了那五间南屋。姨父是教育部次长袁观澜　(字希涛)。我家门口有两个门牌：一边是无锡杨寓，一边是宝山袁寓。

我爸爸因为姨父姨母不是亲的，姨母称袁大阿姨。姨父称袁老伯。

我大弟弟出生上海，现在的淮海路曾称霞飞路，以前又称宝昌路，所以取名宝昌。小弟弟杭州出生，家住保俶塔附近，所以取名保俶。保俶断奶后奶妈走了。他自己会走路了。一天他跑到袁家去，对袁老伯说：“袁老伯，你也姓老虎，我也姓老虎，爸爸也姓老虎，妈妈也姓老虎。”袁老伯莫名奇妙，过来问我爸爸。爸爸想了一想，明白了，他对袁老伯说：“你和我同庚吧？　我们夫妻都属虎，这孩子也属虎。”袁老伯听了大笑。我们两家很亲密。

袁大阿姨能推拿，这是她的传家本领，传女不传男。我家孩子病了，袁大阿姨过来推拿一下，就没事了。我妈妈也学会了几招，如“提背筋”，孩子肚子痛，背筋必涨粗，提几下，通了大便，病就好了。

我和三姐姐常到袁家去玩。袁大阿姨卧房里，近门口处，挂一张照相，我知道那是袁世庄姐姐的相片，她在外国读书，要三年后才能回来。我总觉得三年好长啊，常代袁大阿姨想女儿。世庄姐姐的妹妹是世芳姐姐，她身体不好，不上学。三姐学校回家，总和她同出同进。我老跟在背后，世芳姐姐吃了糖或陈皮梅，包糖或陈皮梅的纸随手一扔，我常偷偷捡了舔舔，知道她吃了什么。她有时也给三姐姐吃。我只远远跟着，她们不屑理我这小东西。

那时我在甘石桥大酱坊胡同、小酱坊胡同拐弯处的“第一蒙养院”上学，上学前班。三姐姐上小学。我学前班毕业，得了我生平第一张文凭。我很得意，交妈妈收藏。三姐姐也初小毕业了。我们姐妹都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袁大阿姨称“附属里”。

不久后，袁家要娶新嫂嫂了。我从不知道袁家还有个儿子，没有儿子，娶什么嫂嫂呢。这是三姐姐告诉我的。我的好朋友孙燕华和我两个陪新娘子。新娘子左等右等没等到，大家就先吃喜酒了。吃完喜酒，孙燕华就和她家带她弟弟的臧妈回孙家了。

我吃完喜酒，大发胃病。我的胃病是一个粗心的中医大夫失误造成的。他把“厘”写成“分”。他开的药是黄柏。我妈妈请他为我开点清火的药，因为爱生疖，嘴角爱生“热疮”。这中医把六厘黄柏写成六分黄柏。我记得妈妈用糖汤拌成桂圆核儿大小的丸子，吞一个团子，喝一勺糖汤。我因为是妈妈亲自喂，乖极了，虽然很苦，我吞下一个又一个很苦的小团子，没嫌苦。但从此得了胃病，我的胃至今还是我全身的薄弱环节。

吃完酒席，大家散了，我大发胃病，厨房里为我炒了很烫的盐，让我渥在心口。大家睡了，我因为胃痛还没睡着。忽听得各、各、各的皮鞋声，是新郎新娘回来了，我听见臧明特地进来，一口苏北口音告诉爸爸　(臧明称“老爷”)：“新娘子穿的是白的洋鞋子。”洋鞋子已够洋，又是白的，新娘该穿红鞋啊，却是白的，真“洋”得出奇了!

第二天早上，我胃也不痛了，我学着臧明的腔调告诉了三姐姐，我们俩立即到袁家去看新嫂嫂。新嫂嫂玉立亭亭，面貌美极了，我和三姐姐都迷上了。我妈妈怕我们去打扰，不许我们老去看新嫂嫂。新嫂嫂却很会做人，哄我们一起造一条一尺宽的小路通到月洞门。月洞门外是程璧家的荒园，我和姐姐常去玩的。

一尺宽的小路刚造完，我家“回南”了，袁家也同路回南，但是我们两家在火车上不在一处。

到了天津的旅馆里，我们只知道袁家也住这旅馆，我家住的是便宜的房间，袁家却不知在哪里。新嫂嫂就此不见了。

我妈妈的家具，随着我们家搬迁。妈妈衣橱里，我的第一张文凭已扔掉了，但是新嫂嫂和新郎的照相，有一本书那么大小，贴在硬纸上的，仍在原处。我常常开了妈妈衣橱的门，拿出新嫂嫂和新郎的照片，看了又看，因为我老想念我的“新嫂嫂”。我闭上眼，还能看见她。她是我幼年往事里的一颗明星。

我父亲年轻时曾任上海申报馆记者，同事有张仲仁、包天笑等。包天笑曾写过　《人间地狱》，在　《申报》　上连载。包天笑是苏州人，口才敏捷，“猢狲精”是他给一位记者同事的绰号。这一群记者，晚饭后不得睡觉，需等候各地发来的消息。半夜十二点后，各地消息一一发来，他们编成新闻，登报发行。

我妹妹阿必，听门房送进名片，我父亲说，“‘猢狲精’来了。”我们姊妹从不出见父亲的客人，但阿必还小，她就独自跑到长廊尽头、爸爸接见来客的“书房”门外看看“猢狲精”。她看了很失望，我们问她看见“猢狲精”了吗？她很失望，来的不是什么精妖，他只是一位客人，连尾巴都没有。

这一群记者，自然而然成了密友。有一次，他们同游动物园　(当时叫“万牲院”)，他们从“禽鸟馆”出来，被一群鸟儿的叫声叫得心烦，一人忽然发现“猢狲精”不见了。“猢狲精”走在最前面，忙说“在这儿呢!”他自己承认他是“猢狲精”，因为他双目也炯炯，特别神气。

我在上海“狗耕田”般的做校长时，我说：“我要去看‘猢狲精’，他是苏州振华女校的校董。”钱瑗说：“我也要看看‘猢狲精’!”我去看了“猢狲精”，我也很失望；他非但没有尾巴，他双目也不复炯炯有神了。

伊何人？伊何人？袁世凯机要秘书张一麐之胞弟，张可之父，王元化之丈人张一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