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颖华

小区里唯一的那株楝子树开花了，粉紫的细碎的花儿，开得满满当当。看着楝子一树繁花，忽然想起一句老家话:楝子开花吃燎麦。

立夏时节，老家的空气里该是到处弥漫着新麦清香: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这在昔日青黄不接的年月，大家早就算计着掐了麦穗搓着吃了。如果把麦穗在灶火上燎一下，燎掉麦芒，然后在簸箕里搓好，再贪婪地撮进嘴里吃，更觉香甜。老人常说，吃了新麦，死了不亏。可想而知这新麦的好处和诱惑。

也许，没有哪一种粮食能够比麦子更让我念念不忘。虽然在江南生活了这么久，我还是固执地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还是喜欢吃麦面做成的面食。过去，全家人吃上白面，曾经是祖祖辈辈最实在的梦想。而麦子带给我们的苦难与欢乐，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有一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是这个时节，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走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这旧事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没有亲历，也就没有姐姐那样刻骨的痛。当时生产队里吃大锅饭，各家各户的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村民根本吃不饱。所有的庄稼都是集体的，都由集体支配。粮食烂到地里无人问，那没事，但私人拿来吃，或者捡回家，就成了大问题。只要被捉住，那就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这罪名谁都承受不起。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有人冒险去捡，甚至去偷。

曾在莫言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这样的细节，莫言说:“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和我爷爷的经历有些类似，爷爷那样的痛苦其实并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文革”快结束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村子的西头。我家离学校很近，班主任让我掌管教室的钥匙。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最后锁门。日头毒毒的，像要把人晒化了似的。就在我以书当伞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无意中看见一个拾麦穗的女人，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白花花、空荡荡的田野里，特别显眼。我急着往家赶。学校东北角，大队工宣队的于队长正和我下班回家的父亲在操场边闲聊。“学生，西地里没人吧?”“没人。

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街上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于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　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那女人胸前挂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盗窃犯”。背后挂着一捆麦子。那捆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汉子们推一下，那女人挪一步。他们气急败坏，猛一用力，将她推倒在了地上。“哇”地一声，那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捆麦子被她撒了一地，人群把麦子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指头。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村后二爷爷家的闺女，她是在回娘家的路上，顺手捡了那一捆麦子。最后还是父亲苦苦求情，工宣队才放过了她。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捆麦子，一捆你不捡它只能烂在地里的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一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束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悔。

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亿万农民终于可以吃饱了，可以吃上白面了。那时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比什么都金贵，经常有农民因为争地边，争一垄麦子而闹冲突，有的地方甚至闹出人命来。

那时收麦子，还没有收割机，是拿镰刀一下一下来割的。麦忙时节，整个就像打仗一样，大人小孩齐上阵，割的割，捆的捆，搂的搂，拾的拾，最后装上平板车，装得小山一样，拼命往家拽。那时，我父亲学校里会放麦忙假，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和姐姐都要回家来帮忙。大家一刻都不敢怠慢，无论日头有多毒。有一次，一地的麦子割下来后，还没来得及往麦场里拉，一场大雨劈头盖脸地就砸下来了。麦子根本来不及攒成垛，割麦子的人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狼狈地跑回家里。本想着能很快雨过天晴，可是，雨一直下，一直下，瓢泼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向来沉稳、坚强的母亲越来越坐不住，心急火燎，都要哭出来的样子，老是站在路口往北地里望，夜里老是跑外面看天。

下了整整一星期之后，雨终于停了下来。可是，我们那黄河故道里是粘性极强的淤土，刚下过雨的地，脚踩下去，能陷到小腿肚深。终于可以下地时，地里已是“荠麦青青”。无论捆好的，还是散开的，麦穗都已经发了好长的芽子。真是让人欲哭无泪。那也得拉回去，母亲说，那是咱一家人一年的细粮啊。像往年一样，把麦子一大车一大车拉到场上，打场，扬场，晾晒，装囤，少一个步骤都不行。我生平第一次见所有的麦粒都长着小尾巴。那黏黏的、黑乎乎的芽麦面，我们吃了整整一年。每当我们嫌弃那黑面馍难吃时，母亲就笑着说:有，总比没有强。

对看天吃饭、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种”是因，“收”是果，收麦子不容易，有时种麦子也不容易。有一年，故黄河的两道大堤之间的那块堰里地，收完棒子，到了该种麦子的时候，秋雨连绵。等雨停了，地里太泄，没法犁地，手扶拖拉机成了摆设。母亲怕误了农时，更怕的是一家人来年没有白面吃。等地里刚能搁住脚，她便每天起早贪黑，用抓钩，刨一片地，拿麦种撒一片;刨一片，撒一片。雨下下停停，等把四五亩小麦种完，地都快要上冻了。那时我在外面上学，这事是寒假里我们娘几个拉呱时，母亲不经意间说起来的。我听后惊诧不已，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从那以后，五十多岁的母亲，腰再也没能直起来。

2008年，5月，在麦子飘香的时节，母亲遽然离开了人世。奔忙于单位和医院之间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母亲入土后才意识到，母亲走前竟然没有吃上新麦。如今，那片麦田成了父母的埋骨处。此刻的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割麦插禾……风吹麦浪，真希望每年的新麦清香，都能够飘进父母沉沉的梦里，都能够殷实天下每一个人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