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给人的印象，是雪白的马头墙，高耸的牌坊，是群山怀抱中，蜿蜒幽深的古道，旖旎的青垣黛瓦……所谓印象，就是拉开一定距离，在无关利害的浑沌中，品味出的诗意徽州。

待我迈过查济古宅那半人高的门槛，站在天井中，四围逼仄的院墙，露出头顶小半片天空，整个人都不好了。徽派大宅的房间，窗户基本都朝内。据说是为安全计，防备山贼，但也隔开了墙外的山光水色，春秋轮转。宅内甚少花草树木，堂庑幽邃，四季如一，甚至连空气的流动都那么迟缓。想起鲁迅写家乡的大宅：“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故乡》)少年的迅哥儿该多么羡慕闰土那开阔的沙地，一望无际绿油油的西瓜田啊。胡适回忆童年在绩溪，也有类似情境：“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鲁后来作为“五四”文化主将，毕生为自由鼓呼呐喊，那童年的高墙与门槛，一定是他们最初的痛。

这是我第二次到皖南宣歙一带，为一个千年前的诗人。我们登采石矶高咏他的诗句，在大青山下凭吊诗魂，又来到桃花潭畔追索诗踪。是的，这个和安徽情挚缘深的诗人，就是李白。望着眼前的高墙，不禁想，李白盘桓皖南时，所栖所居，是怎生面貌？他必不喜如此深严的宅院吧!

徽州是北宋徽宗后建制，大体范围即唐之歙州，李白在皖南的游踪，主要集中在宣、歙二州。其中居留时间较长的秋浦，当时属宣州——唐代宗复立池州，秋浦方从宣州划出。他住在秋浦清溪的朋友家，“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宿清溪主人》)　主人结庐碧山溪水之旁，在晚上，抬头就能见到满天星斗，仿佛是挂在屋檐旁边，溪水潺潺，在枕边与梦里浮动……没有高墙的阻隔，人居与自然融贴无间，这才是李白的至爱。李白与秋浦县令崔某情交甚款，有《赠崔秋浦三首》，其一云：“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从诗中“山鸟下听事”可知崔氏所居，既是官府，也是私邸，当为前衙后宅之格局。虽为一县最高行政机构，却无官衙之巍严，而是一片清简、自然。那杨柳迎风，梧桐交柯，厅前山鸟，檐下落花，足见崔氏的陶令高风，也生动展现了其官隐两谐的居处环境。诗人离不开山水与自然，作为诗人的朋友，也要有个花飞鸟鸣的所在，才好酬酢周旋。崔县令如此，秋浦还有一位柳少府亦然。李白常去柳家走动，“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时来引山月，纵酒酣清辉”(《赠秋浦柳少府》)，青山开帘可见，白云案头可及，诗人自然“淹留未忍归”了。县令和县尉的居所，颇能反映一地居住风尚。临近的歙州，亦当如此。李白诗中甚少写到歙州的居处，然从他人诗文中，不难窥其大概。如“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绕槛流”(伍乔《寄张学士洎》)，“临窗山色秀，绕郭水声喧”(徐铉　《和歙州陈使君见寄》)，“窗中山色经秋瘦，枕底溪声入夜寒”(孙觉《寄黄山故人》)……与李白在秋浦的栖处，几无二致。所引伍乔为五代人，徐铉在宋初，孙觉是北宋中期，从唐到宋，那些生活在黄山一带的士民，推窗见山，凭栏望月，尚未用高墙重扃，把自己包裹起来。

江山与诗人相与为待，诗人栖息宴居，或轩或楼，或亭或台，必能望山望月，听风听水。李白在宣城，常盘桓于谢公亭，留连那“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谢公亭》)；在谢朓楼目送秋鸿，置酒酣歌，或怡然四顾，欣赏“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的美景……有时候，他甚至就在舟中，在山下，在花间，幕天席地，与大自然“永结无情游”。

诗人最不喜欢的，应该就是高墙，最怨者，就是阻隔。“夜夜筝声怨隔墙”(元稹《筝》)，“朱门金锁隔，空使怨春风”(李中《隔墙花》)　……略作搜检，类似怨尤可谓积案盈箧。比较幸运的是，唐宋一般士民住宅，院墙都很低矮，老杜诗“墙头过浊醪”(《夏日李公见访》)，隔着墙就把浊酒递过来，其高矮可知；又有“老翁逾墙走”(《石壕吏》)，“邻人满墙头”(《羌村三首·其一》)，等等，皆可为证。普通住宅的墙垣，只是标划宅院的范围，并不为防盗。就这样，诗人还嫌不够，他们最喜欢的，是竹篱茅舍，是“编篱薪带茧，补屋草和花”(司空图《独坐》)，会呼吸、可通灵。有了它，可“采菊东篱下”，可“把酒黄昏后”，也可“篱落隔烟火”、“篱沟忆旧邻”，除了诗意，还有温情，更有生机。只因那疏朗的竹篱，风可以进，月可以进，南山佳色与邻人的笑语，可以进。

唐诗宋词之后，也不知何时，徽州的山水之间，生出一幢幢崇门大宅。远远看来，这些宅院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而住在里面，所见只是天井可怜的一小方天空。徽派建筑的规模成型，大概要在明清之际。这自然得益于徽商的发达，然其背后的文化基因，早在程、朱时代即已孕育。程、朱祖籍均在篁墩(今属黄山屯溪)，该地有“程朱阙里”之称，徽州因之成为理学中心。“新安理学”自宋至清绵延近八百年，形成渊源久远的传统，也塑造了当地浓厚的宗法风习。古徽州二首《竹枝词》唱得真切：“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千年古墓勤修葺，合祭先期必会通。”徽州村落多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尊卑长幼，序别严明；又厚生重死，以祖宗为神明。祠堂是一村的核心，族谱是一姓的灵魂，理学的道德理念与社会理想，渗透在这里的曲曲街衢，甚至每一片砖瓦木石。高峻的院墙，保护了家族的安全，也封闭了外部世界的信息；幽深的厅堂，昏暗的光线，散发着崇古的风尚；巍严的祠堂，以秩序与等差维系着家族的尊严，却也冷冻了血缘的温情；更有那触目惊心的牌坊，曾经节义贞高的旌表，如今热闹的旅游景点，掩盖了多少苦涩而扭曲的人生……

在森严而幽深的暗昧中，往往却能开出灿烂的自由之花——胡适居然就生长在这里。他在绩溪老宅七八寸高的门槛内，接受了近十年的传统教育。他那个二十三岁就守寡的母亲，在大家族中温良恭俭，忍辱负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胡适对于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厚，对母亲作为传统女性的悲剧人生，当也有深切的体认。最亲的人背负着传统的全部重压，勤勉而热烈地穿梭在古旧大宅中，待胡适渐明事理，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啊。于是，数十年“子曰诗云”，却教出了一个翻搅道统、非圣无法的逆徒。胡适后来力倡男女同权，呼吁女性放小脚，进学堂，求自立，其源当可远溯绩溪。

也有反例。比如，商人本应最具开放自由精神，而徽商却仿佛是个例外。徽商是徽派建筑的经济支柱，他们风餐露宿、粜丝贩茶，成就了数百年商业传奇。然而，就文化属性而言，徽商似乎并不属于开拓追新的商业世界，他们一生打拼，终极梦想却是把辛劳经营所得，换成一所大宅，换成后代读书求仕。“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读的当然是圣贤书。

有人生于那大宅，能走出那大宅，并回过头来冲破那大宅；有人生于那大宅，走出那大宅，赚了钱再回来修整、固缮那大宅。道之不同，取舍分殊，固其宜也。俱往矣，剩明砖清瓦，镌刻数百年苍茫万相，无语对穹苍。

建筑总是表征着特定的文化精神。同样是古建筑，苏州园林就婀娜灵动，温婉通透，如名伶的水袖，如六朝的小诗，演绎着文人才士归老林泉的优雅与旷达。太白的徽州，曾经也这般“文艺”。只是在岁月的长河中，从轩楹开敞到高墙深峻，文学徽州渐渐变成理学徽州，那些大宅与古祠，也成为儒家宗法文化的化石。拂开历史的封尘，徽州古宅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的美。好在我们都是惊鸿一瞥的旅人，没人去仔细打量——看上去很美，就足够了。

文｜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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