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题图看“纵贯线”现场弹唱《闪亮的日子》

“9011”是个代号。我们复旦每个班级都有这样一个代号，前两个数字表示级别，也就是入学年份，后两个数字代表院系，“11”是中文系，“12”是外文系，“13”是新闻系……“9011”，就是1990级中文系。早我们十一年入学的8011班，2014年出了一本书，叫《1980我们这一届》，纪念毕业三十周年。全班93人，写了81篇文章，目录页浩浩荡荡，全是以“8011”开头的学号，把人看呆了。

等等，你说8011比9011早十一年入学？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吧？倒也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1990级是复旦连续三年入学先完成一年军训（现称“军三届”）的第一届学生，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直奔军校的，正式进校报到开始学专业课，是在1991年9月了。

于是我应该也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我们班要到1995年才散伙，嗯，2015年是散伙二十周年。

戴老师

9011有37个学生，分 “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一二年级时候，大家在一起，上包括各时段的中外文学史、作品选、汉语、文艺学、语言学在内的基础课，到三年级分道扬镳，各上各的课去。大家一起上了四年的课只有一门，就是辅导员每周二下午的例行班会。

辅导员是现代汉语的博士戴耀晶老师，刚刚毕业，很腼腆。大概是因为缺少上课的经验，在我们面前他总是显得有些紧张。比方说，站到讲台上，他捏着粉笔的手指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为了控制这种神经质的颤抖，他常常一边讲课，一边折断一支粉笔，有意无意地把粉笔头排列在粉笔盒旁边。也就是用了类似的一些小技巧，他迅速地克服了初上讲台的腼腆和紧张，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辅导员的最佳状态，先是通过几次活动把这个患有“军训后遗症”的群体捏合在一起，又利用自己在学问上的优势占领了9011的制高点，同时神奇地和很多同学成了哥们儿。那时候，每周二都要开班会，不管有事没事，大家都需要坐在一起面面相觑一节课。大三那年，我们班的李岩炜写了个中篇小说，叫《说完了的故事》，一鸣惊人地发在1994年第一期的《收获》，名字和柯灵、蒋子丹、迟子建、冯骥才排在一起。那次班会课，戴老师特别高兴，他用他那特有的洪亮的、字正腔圆的、又微微有点发抖的标准普通话，说：“李岩炜同学发表了一篇小说，叫《说不完的故事》……”话音未落，全班已经笑倒一片。

戴老师是一个信奉拼搏、信奉正能量的好老师。被他领进门，连续四年，随时接受他灵魂里散发的儒者气息的熏炙，是9011的荣幸。

2014年9月22日凌晨，过度操劳的戴老师过早地倒在人生路上。追悼会上，一个铺满黄色菊花的葵花形大花圈上，缀着37朵白玫瑰写成的大大的“9011”四个数字。

骆老师

9011回校读书之前，刚好是8711离校。朱刚在系团学联的小报《钟文》里写：“《庄子》曰，醉者神全。被《列子》抄袭了，被刘伶实践了，被渊明带入桃源，从15号楼吐到3号楼。”这段话当时随着一张16开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小报纸，被辅导员从复旦带到南昌陆军学院，唤醒了每天叫着番号踢着正步日出列队日落站岗的中文系孩子们的文艺之心。1991年6月的一个清晨，军校食堂里，9011的孩子们啃着碱放太多了的大黄馒头，传阅着这张报纸。他们懵懵懂懂地想到，读中文系，是要看《庄子》的，也是要喝酒的。

大一的第一堂课，是骆玉明老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开口就是：“你们来复旦读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学里学的知识全部颠覆掉。”我们这一班人，先是循规蹈矩地读了六年中学，一个个争做好学生，随即便被时代的车轮带去了军校，走了一年队列，学了一年军理，突然听到这样的话，大家都有点发懵。很多年后，当我在课堂上对一年级的孩子们说出差不多同样的话的时候，恍然间，觉得自己也还坐在他们中间。

随后的一个学期，骆老师便开始颠覆我们的“旧知识”了，他讲课很奔放，每次讲到庄子、阮籍、嵇康、李贽这些特立独行之辈，便会激动起来，全班也跟着他激动起来。有几次，课上完了，正下着小雨，骆老师一缩脖子，把书和伞夹在腋下，信步走入雨中。大家就隔着教室的大窗户，默默地望着他走远。

嘻嘻哈哈地听了一学期课之后，迎来了大学时代的第一个期末考试。迎考的日子里，大家都自觉地跑去教室自习，不到熄灯不回宿舍。那一天也不怎么特别冷，虽然第二天就要考作品选了，坐在自习室里还是不住地发抖，完全看不进书，一跺脚裹上围巾就回宿舍了。刚踏进寝室的门，肖艺抓住我的胳膊就嚷：“你回来啦！骆老师来过了，刚走！”什么情况啊？原来是明天要考试了，骆老师在家里一琢磨，题型还没公布过，越想越觉得如果不去给我们提个醒儿，大家都会考砸。于是他冲进寒风，跑完男生宿舍跑女生宿舍，告诉大家，明天要考二十个填空题，范围是教材里所有作家的姓名字号包括室名、谥号，请大家务必连夜准备，说完便匆匆地回去了。这门课用的教材是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虽然只上了一学期课，教材却是毫不含糊的六大本，所有作家的名号啊……

就这么不期然地迎来了大学时代的第一个通宵。宿舍每天晚上十点半准时熄灯，只有走廊里有灯。寒风刺骨的冬夜里，9011的女生，一人裹一件军大衣，坐一个方板凳，在三间寝室门口一字排开，念念有词地背诵，直到东方发白，窗外飘起了雪花。

中秋节

前面已经说了，我们班分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到大三必须按各自的专业上课。因为我所在的语言专业惦记转专业去学文学的人太多，跟辅导员、系主任软磨硬泡一年之后，系里终于给了一个名额，可以从语言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倒不是说两个专业在就业上会有什么不同，或者它们有什么高下之分，就是有的同学一心想当作家，有的同学一心想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的同学则纯粹是不愿意学语言，心猿意马的太多，系里怎么也协调不过来，就给了申请转专业的三五个同学一个书单，让考试决胜负。

书单是大一之后的那个暑假发给我们的，包括几种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显得有点费琢磨的经典文论和语言学理论，现在我站在一个中文系教师的立场分析，当时的老师们是想将我们一军：不是要学中国文学专业么，这几本都读不下来就免谈吧。

于是过了一个苦读的暑假。整整两个月，每天顶着烈日，抱着一堆天书一样的理论著作到我爸单位去啃，写笔记，打破了头去理解，理解不了还要找更多的参考书来帮助理解。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啊，一切都靠查书，我爸的单位是个出版社，书比较多，办公室里又有空调，所以就风雨无阻地跟着他上班下班，他工作，我备考。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大二开学的考试之后顺利拿到了那个转专业的名额。

心事落定之后，迎来了大二的中秋节。

在复旦，有两个节日的晚上，大家是不读书的，一个是平安夜，另一个便是中秋节。我们读书的时候，每年的中秋节，学校会给每个学生发一个月饼，相辉堂也会放一部电影，但更多的同学还是选择到校内的草坪上看月亮。那天，先是几个女生买了几瓶啤酒，到毛主席像背后的草坪上，就着月光边喝边聊。后来，陆续有走过草坪的同班同学加入——大概都是被皎洁的圆月晃得在宿舍、图书馆、自习室坐不住的——到九点多钟的时候，那一片草坪已经坐了十几个9011er了。最初带来的几瓶啤酒早就喝完，男生们又去小卖部拖来一些。再下去几瓶之后，开始有同学跑出草坪，到靠近理图的小路上摔酒瓶子，哗啷啷，哗啷啷……一直紧绷的头脑被酒放空，话开始多了起来，行为也开始不受理智支配。这时候，福建男孩吴剑锋对我说：“我们家乡，喝酒都要吹喇叭的。你知道吹喇叭吗？”我不知道，冲他摇头。他说：“吹喇叭，就是一瓶酒，一口不歇地灌下去。”哦，懂了，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他递给我的一瓶啤酒，一口气干掉了。

这真是我在9011班史上的辉煌瞬间，直到现在，老同学见面，还会有人提起：那次你“吹喇叭”，大家都看傻了。那时，有一点赌气，有一点轻狂，有一点心愿得偿的踌躇；现在，从一个中年人的视角回首望去，更多的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罢了。

毕业季

读完大三，我滚去南区读研究生，我的同学们大多还在读大四。一年之后，1995年，他们的毕业季来临之时，我就跑回去和他们一起发疯。作为五年同窗，我和他们一起拿毕业文凭；作为赖着不走的同学，我去送别；作为硕士一年生的学长，我去欢迎这一年考上或者直升研究生的学友们。

于是，那些天，我穿梭在南区和东区之间，吃散伙饭，拍毕业照和各种毕业留影，直到曲终人散。

说来其实挺不光彩的，1995届，作为“军三届”的第一届毕业生，用一种特别极端的告别方式给母校留下了难忘的记忆——5号楼，一个超大的宿舍楼，住的是这一届学生里的一多半男生，毕业典礼前夜，整整一栋宿舍楼的玻璃全部被砸碎了！现在，这届学生大多已成为社会骨干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自己想起这件事，总是一则以愧，一则以感。愧的是五年本科的末尾，纵有千般理由，用这样不堪的方式告别的确太不高明，虽然这事不是我干的，纵是集体行为，我也是这满地碎片之一。感的是自始至终，从学校到辅导员，从毕业典礼到班级的最后几次集聚，一句责备甚至埋怨的话都没有，一切都照常进行，伤痕累累的5号楼等到这一届最后一个毕业生离开之后马上被整修一新。二十年过去了，复旦有多好，真的说不上来，老师有多好，这就是例子。在复旦，老师们就这样惯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等学生们做了老师（比如我），又去这样惯自己的学生。

闹腾一阵，到某一天的24点，必须走人，那一天也就是毕业季的最后一天。那是个星期天，有好几拨同学离开，不走的有的就去火车站送行。我从家里出发，和大家不同路。那年月没有手机，连BP机也没有，不知道大部队在哪里，买了张站台票就愣头愣脑地冲进去了。终于发现早到的同学，他们在一辆平板车上坐着，告诉我谁谁已经走了，接下来轮到谁谁。于是就挨着他们坐下来。没有想象中的泪雨纷飞，但有几个女生已经眼圈红红了。

这时候，一个男生开始唱《闪亮的日子》：“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站台的大喇叭里，一辆一辆列车招呼发车，一个一个同学跳下平板车，挥手离开。

9011就这么散了。同学中的大多数，二十年来一直有联系，也有几位，从此少年游成江湖行，再也没有见过面。

2015.6.1悉尼

(本文刊发于2015年6月13日文汇报“笔会”)

作者：孙洁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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