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整理书橱，在一堆旧书籍中，竟然发现了三十多年前在上海向明中学高中读书时的作文本。当时大概也是敝帚自珍吧，没舍得丢弃。如今，对三十年前的自己的好奇心，忽然就盖过了“羞其少作”的汗颜。

我的中学生活，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是在向明度过的。当时上海的中学校的格局，与如今完全不相同。那时似乎没有什么全市性“几大名校”的顶级光环——或者也有吧，但并不特别耀目。基本上是以区为单位，一个区有一家最好的学校，其余的学校各有梯度，各有所宜。向明在当时便是卢湾区的市级重点中学，在全市的名声也是响当当。现今卢湾早已与其它区归并在一起，区名亦未留下来，向明却还是存在，聊堪慰情。

我自小的课堂学习，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一贯地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平日里并不甚“出挑”，但关键的时候却还是能够“老得出”（沪语，意谓“善于应对”）。对于学习，我很早开始就是“两套做法、两个天地”，比较看重的是“自己的园地”，对于课堂知识和教材学习看得比较轻，总觉得相比于自己所“仰视”的山外山、楼外楼的“学问之境”，课本、习题里的东西，那应该是“不在话下、一览众山小”。这种没有什么根据的“狂妄”，一路支配着我。小学考初中，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第一便写下了“向明”，连班主任都有点儿替我担心，甚至故意用“你能考上向明，全班同学都能考上”的话来激一下我，让我再考虑考虑，但我却是“不听”。最后居然考上了，整个小学校里考上的总共只有三个人。

进了向明，上了初中，那个平日里“不甚卖力”的老样子还是依然，不过对文史与哲学的热情却更加明确了。当然，这些并不一定能够在语文课的考试卷子上表现出来。幸而初中后期的班主任——语文老教师严先生，他对于我的这一点热情却能够理解，而且完全信任，也并不要求我在一张张试卷的分数上来“证明”。记得有一次学校里要为学生挑选购买语文方面的辅导书，严先生拿出几册样本放在我面前，恳切地对我说：“你看一看这几本。你觉得哪本好，我们就买哪一本；如果都不行，就别买了。”这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实在是非常切实的鼓励。

到了升高中的时候，正好遇上升学改革，先进行所有科目的毕业统考，然后才是升学考。毕业统考考的都是基本，附加一些“提高的部分”。这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福音”，从来不啃数理难题的自己，在数理的统考中居然获得了难得的高分，全部科目总分在整个向明初中居然排在第七位，有了免试直升向明高中的资格了。严先生为我高兴，极力推荐，让我生平第一次当上了“保送生”。

在“免试”之后的这个暑假里，自己的文史爱好当然没有放手，而数理题目的演习，却抛到了天边外。本来就不大精习、不大敏感，哪里还经得起这样一两个月的“隔膜”，一进高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马上“见颜色”，分数低至29分，简直抬不起头来，让我至今都觉得对不起严先生。不过，说我是“重文轻理”，似乎又有点儿简单了。我只是不耐烦于数理习题的演算和练习，但对于数学、物理的历史及各样的理论，却知道尊重，认为也是人类思想史之重要的一部，在其终极处与文史及哲学等或是根本相通，而成源流条贯之一体大全。记得后来一知半解地接触到了马赫等科学哲学大家的论著，结合了自己学到的一些力学的初步，我竟做了一篇《论力的辩证分析》的小论文，其无知无畏的“大胆”可想而知，但多少也可以看出对于数学物理的关切。如今，我的孩子爱好数理，对于我当时的情况作了一点中肯的评语：“数理背后有哲学，这个没有错。但是不经过数理习题的熟练演算，对于数理精义总不免隔一层，这无论如何还是一种缺陷。”他的话我挺相信的，不过这个缺陷如要弥补起来，怕也有点儿晚了，可惜。

再回到那几本三十多年前的旧作文本——总共大概有五六册，每一册里面长长短短有五六篇各类文章的样子。高一的那几册，大体已有了一点所谓的“自己想头、自己笔法”，但行文与表达都很稚嫩，如今的自己看了也不满意；而当时的语文教师又是属于“严整与规范”的一路，自然更觉得“散乱不正”，大有纠偏改正的余地，所以分数都不高。到了高二与高三的那几册作文本，现在看着也感到“成熟”了许多，再加上遇上了一位中年以上的男教师，虽然他的外表和举止不大像一个“温柔敦厚的儒雅之士”，但是品味文章的趣味却是宽厚而有深致。这一位老师实在是我的恩师，而我这个学生却实在是不够格，到如今回忆起来，一时连他的名姓也有点儿淡忘了。想致电几位老同学请问一下，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那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和举止神态，还是历历如在眼前，永远是三十多年前的样子，这或者也就可以了吧。总之，自从这一位老师接手了我们的语文课，我课堂上的作文就进步了不少，更主要的是得到了更多的理解与认同，让我获得了为文的乐趣，以至视作文为乐事了。 这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亦是感激不尽。

我在高中后期涂写的作文，全不把所谓“文章程式”之类看在眼里，任凭自己兴趣，不囿范围，学了当时自己喜欢的几位作家的笔法，有时是“老气横秋”全不合年龄，有时则成了“等待戈多”式的现代派，有点不知所云。而老师宽容之外，似乎还有一点儿鼓励。曾经做过一篇读《红楼梦》的作文，直言自己喜欢撕扇的晴雯甚于黛玉。老师并不以为错，反而把全文在班上朗读了一遍，并且加说一句：“这一位同学的作文，大家听听而已，学是学不像的。”这样的话，对于一位学生来说，实在是难忘而且心存感激。如今找出这篇作文，还是有点喜欢。题目取作《无聊中的闲谈》，开头便是：“我忘不掉前年的那个寒假，也忘不掉那个微雪的早晨，在窗前的寒风里捧读《红楼梦》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确已进入了所谓‘空灵’的审美境界。我读小说有一个怪癖，就是不喜欢想得很深，只是悠悠闲闲地读下去，用直觉来接受它。我还记得当读到‘晴雯夜补孔雀裘’那一节的时候，真完完全全被晴雯弄得个神魂颠倒。但倘若这时有人突然问我说，晴雯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我会很不耐烦的。”中间说了一段关于黛玉的：“世上有泛爱的人，也有把感情专注于一点的人。而‘专注’的人又有两种：一种是把情感的焦点置于自身之外的，一种是把情感的焦点置于自身之内的。黛玉的性格绝不是泛爱的，她对于自己的感情是很吝啬的，从不轻易地慷慨予人。她只能是一个感情专注的人，不过她的那个情感焦点却不时地从自身之内移到自身之外，又从自身之外移向自身之内。”最后的归结便又回到了晴雯：“临末随带说一句：黛玉并非我所最喜欢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我喜欢晴雯远胜过黛玉了。”当时老师还在作文本上用文字作了一个评语：“对林黛玉性格的优点弱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也渗合进自己的感情。看来《红楼梦》你是作了些揣摩研究的。”

作文本里还有一篇，题目取作《雨天谈雨》。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喜欢知堂的文章而有意无意地模仿他。比如其中有一段：“知堂先生作过一部随笔集，名叫《雨天的书》。那序里说他因为几个星期绵绵不断的阴雨，心里感到郁闷不乐，所以只能躲在苦雨斋里，自己对着自己谈谈天了。但是我想，知堂先生之所以感到郁闷，也许倒并不是因为雨，而是失策在他躲进了书房。我说这番话是有缘故的。在雨天，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打着伞在不很热闹的马路上走走。这对我有好处，我明白。阳光并不永远是好的。如果没有雨天，我们的心早晚会焦枯的。如果你的眼光太热切了，那么在你眼里，就觉得别人的都是冷眼。然而在雨天，你就知道了，那是你的错。而且，你也会知道，自己虽然时刻在梦想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生活，但事实上有时候你所走的路却正相反。是的，你会看出来：你即使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庸主义者，却常常会得出极端偏狭的结论。雨会让我们明白这许多，难道还不够吗？本来只打算随便谈谈下雨的事情，不想一下笔就谈到了自己、谈到了人事上去了，而且欲罢不能。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只能说下去。”

当时的老师也真是有兴致，会反过来琢磨学生的心思，绝不一味让学生去揣摩老师出题的想法，批改文章时不会只睁眼寻找他们想定的那些“标准”字眼——试想，如果几百个学生竟然能够同时想到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字眼，不令人毛骨悚然吗？老师心目中的“理想境”如果竟是如此，岂不可怕！黄裳先生外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老先生看到读中学的小辈语文文言文作业的所谓标准答案，有时竟会愤怒起来，实在是难免的吧。

当时那位老师看了我的短文，就是从我思考的方向，引用鲁迅的话写了一段评语道：“人，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体，即使是‘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也有热情奔放或如怒目金刚的时候。可参阅陶潜的《咏荆轲》及《闲情赋》。”——陶公的这两篇，我后来都遵师嘱，认真地读过。

但这一位老师还不止此，他明白高中生总要过高考的关，所以有一次特地对我说：“这一次就写一篇中规中矩的应考文章给我看看，忍一次，不要自己发挥。”我记得当时就写了一篇《读书与做人》，行文思想都是规规矩矩，可谓“守正”，如今还留在旧作文本里。记得后来把作文发放下来的时候，老师放心地说，没问题了，以后你还是尽管玩你自己的，只是记住考试的时候，就按着这一篇的作法来写便可以了。他的理解力和宽容心这样广大，同时又是这样负责任，这样的老师，如今大概是只会少，不会多的吧。

匆匆岁月，三十多年前自己还是一个高中生，如今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在为文上当然还是不成器，不过当时能够走上这一条“从文”的道路，由旧作文本而想到的这几位老师无形中给予的极大的推力和助力，让我忘不了而且还想再次表示感谢。

[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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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荣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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