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当代著名史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朱维铮教授于2012年3月10日去世之后，悼念的文章层出不穷。一年之后，复旦历史系又出版了《怀真集》一书，汇集了朱先生的同学、同事、朋友、弟子和学生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情真意切，从各个方面展露了朱先生率真的性格、犀利的文风和严谨的治学，让我们对朱先生其人其学，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求学的时代，不久就迎来了一场席卷中国学界的“文化热”。朱先生在上海，堪称为“文化热”的主要推手，其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影响力至今仍让人啧啧称道。除了推动“文化热”在上海学界的开展，朱先生本人也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论文集，那就是在1987年问世的《走出中世纪》。之后，朱先生又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二集》，可见他对这部著作，自己亦颇欣赏。坦白地说，我对朱先生将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历史上的独特现象“中世纪”相比较，并不十分苟同，甚至感觉有点突兀。即使在他那一代学者中间，那时做如此比较的也已不多，因为有以西方历史进程为“正途”之嫌。该书出版的1987年夏末，我便出国留学，因此应该没有细读。至今我有限的藏书中还只有该书的英译本，而没有中文原作。译者在前言中写道，朱先生的写作风格既“subtle”（含蓄）又“richly allusive”（富有微言大义）。但为了照顾英文的习惯，她将朱先生的句子做了缩短，并分了更多的段落。

但《走出中世纪》的英译，却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契机。由于西方学术长期引领学术潮流，中国学者的著作，能介绍到西方的很少。而朱先生的著作在出版之后不久，便能与西方学界见面，颇为难得，堪称例外。朱先生生前的诸多“头衔”中，亦有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一项，为中国学者中所少见。的确，朱先生是他那一代学者中，较多与外国学者接触和交流的一位，值得在此略加详述。《走出中世纪》一书的译者是加拿大学者RuthHayhoe，汉名许美德，1980年代初期曾在复旦进修，并与法国学者巴斯蒂一同主编了《中外比较教育史》（1990），亦是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本。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与许美德曾就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人物、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马相伯(1840-1939)，进行过合作研究。朱先生于1996年编写了《马相伯集》，而许美德同年也与人合编了《马相伯和近代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

在许美德之外，另一位与朱先生多有交往、交流的是美国汉学家LynnA.Struve，亦即司徒琳，曾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朱先生曾在该校访问，主要由司徒琳教授接待。回国以后，他又安排将司徒琳教授的名著《南明史》译成中文出版，并撰文热情推荐。在美国汉学界，司徒琳教授以治学严谨著名。她邀请朱先生访问，称得上是慧眼独具，认可朱先生是一代中国学者中之翘楚。

1990年代初期我开始在美国任教，也使我与朱先生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而有趣的是，我在海外见到朱先生，都是在欧洲，没有一次在美国。记得朱先生有次与我们一同饮酒谈天，他抽烟不断，然后烟雾腾腾地对我说：“我最不喜欢到美国，因为美国到处禁烟，歧视我们这些烟民。”这也许是他的一句大实话，但我忘记问他的是，当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访问，他是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与朱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95年3月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的中西比较史学的会议上。而在同年的7月，我又与他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见面。该会议主题更为宏阔，讨论跨文化角度下如何比较历史意识的特点和异同。朱先生在复旦多年执教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对中国史学的传承与变化有通盘的理解。他的与会，为会议增加了分量。

那次会议由该校历史系和高等研究院教授吕森教授主持，而朱先生的女婿、现任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的闵道安(Achim Mittag)先生时任吕森教授的研究助理。我与闵先生（其中文名为朱先生所取）一年以前已经结识，所以在会上和会下，与朱先生及其一家多有互动。那次朱先生的发言，还由我做当堂翻译，主题有关儒学在近代转型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朱先生对儒家传统持有的基本批判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印象。联想到朱先生以后对开展“国学”的保留意见和对“国学大师”满天飞现象的批评，他的倾向基本未变、颇为难得。朱先生愿意被称为“经学史家”，而不是“经学家”，也与此有关。因为经学史是一门学问，他研究经年，学有传承，自成一家。而“经学家”则有不同的含义，包括了那些视经学为生命、希图复兴经学的人士。以我管见，朱先生不是此类人；他是一个学者，对其所学自有所爱，但又不愿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而是愿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始终将之视为一个考察、研究的对象。

那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朱先生的又一本论文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承蒙先生赠我一本。我在回美国的飞机上，一读为快，到家以后，决定为此书写一英文书评，介绍到英文学界。顺便提一下，西方学界的书评，通常不是自由来稿，而是由杂志出面约请相关学者所写。朱先生的书是中文，一般英文杂志不会见到和收到（西方出版社会将书籍直接赠送杂志做书评之用），因此我想为此写书评，必须得到杂志编辑的同意。经过一番联络，终于得到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书评》杂志编辑的认可，于1997年春天刊登了我为《音调未定的传统》写的英文书评。

此书评的意图是将中国学者的工作推广到英文学界，因此我不仅正面评价该书，而且还藉此机会，将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及朱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些背景的介绍。比如我指出，像北京的汤一介、庞朴一样，朱维铮在上海的“文化热”讨论中，成绩令人瞩目。与比他们年轻一辈的学者不同，他们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者(critic)，更是教育者(educator)，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要批判传统、抑或复兴传统，都首先必须对中国以往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和深入的了解。我对朱先生的定位是，他既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也即摆脱帝制中国的文化遗产，也希望现在的中国人对以往的文化传统，有个基本的理解和尊重。如同朱先生在书的“小引”中所言，他觉得“我们和我们的高曾乃至祖父辈，已经出现了文化隔阂”，有必要重建“历史实相”。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大学T.H Barrett教授为英文版《走出中世纪》写的书评中，也指出朱先生的论著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国的“文化热”，特别是电视片《河殇》的讨论。

在英文学界，朱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只我一篇书评，（与中文书相比，欧洲其它文字的书籍比较容易受到英文学界的关注，但即便如此，美国《亚洲研究杂志》上刊载德文、法文著作的书评，仍然很少。）与之相比，朱先生的《走出中世纪》因为有了英文译本，所以除了Barrett教授的书评，乔治城大学的JohnWitek教授也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书评。如果我不为尊者讳，那么应该指出，这两篇书评对朱先生著作的评价都不算高。Barrett教授认为《走出中世纪》对认知当代中国有用，但他对许美德的翻译批评尖刻，认为她并不内行，从事这样的翻译，精神可嘉，但自讨苦吃。他也不同意朱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以后发展缓慢的看法。以他的整个书评来看，Barrett教授没有完全读懂朱先生的微言大意，也不欣赏朱先生的文风，于是有点迁怒于译者。在书评的末尾他表示希望有人能在别处对该书做出全面和深思的评论。

可JohnWitek教授的评论其实更为严苛。Witek教授专门研究明清耶稣会士，他对《走出中世纪》中汤若望和杨光先争斗的一章作了细致的阅读。但他认为朱先生对已有的西方和日人的研究成果颇为隔膜，因而所引据的资料陈旧。而且他也不认同朱先生对《剑桥中国通史》中的相关批评。朱先生在注解中指出，康熙便开始驱逐耶稣会士，但Witek教授指出，康熙最后决定禁止传教是在他濒死之年，而且并没执行，因此《剑桥中国通史》说雍正才正式禁教没错。此类讨论，见仁见智。但Witek教授的整个评论，以负面居多。他的最后结语是，此书能有助于了解一个当代中国史家的心境。换言之，他像Barrett教授一样，不认为《走出中世纪》是一本明清以来中国史的学术著作，而更把它视为朱先生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西方学者写书评，往往做些批评，因此上面两篇书评者的态度，并不少见。（记得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名著《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出版以后，曾对批评者不多而甚感讶异。）重要的是他们这两篇书评，一篇发表在美国历史学界的顶尖刊物，另一篇刊登在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刊物上，可见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学者著作的重视。上面已经说过，在西方写书评都要预约。以朱先生著作的主题而言，《美国历史评论》约请明清史专家JohnWitek写评论，《中国季刊》的编辑找了中国中古史专家Barrett教授，都是相当内行的做法。

如果我们撇开他们两位略显尖刻的话语，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朱先生论著的见解，反映更多的是中西学术的不同。朱先生的治学和出版的著作，以两类为主，一是对史料的征订和考证，继承了老师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的学问。二是类似上面二书的论文集，其中也有考据的文章，但以阐发论点的论文居多。以我对西方学术的了解，这两类作品都不甚讨好，因为前者虽然见功力，但往往以考订、翻译一些古代的文献为主，而后者因为由多篇论文组成，因此主题往往不明确，结构也较松散。自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的“正宗”是撰写专著，在明确提出论点之后，用详尽的史料铺陈、叙述。这一叙述、论证的部分，却不为朱先生所特别重视。朱先生有江南名士之风，他更乐意做的是有感而发，用精简、犀利的语言，表达一得之见。但在西方学者眼里，如果史著铺陈不多、叙述不详，会被认为过于笼统、欠缺论证。Witek认为朱先生论述（过于）“粗线条”，Barrett指出朱先生的文风“语焉不详”，便是明证。这里反映的虽说是对朱先生论著的意见，却是中西学术传承差异所致。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写专著。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朱先生的治学风格，在中国学界也是十分独特的。

斯人已逝，从我第一次与先生晤面算起，倏忽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想来不胜唏嘘。朱先生的好友、复旦葛兆光先生提倡“从域外看中国”，我受此启发，在此以一个“另类”的眼光回忆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不当之处，望有识之士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