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右）主持语文展览会开幕式

倪海曙

陈鹤琴

语文展览会宣传材料

■陈光磊 费锦昌 潘佳

在上海抗战的枪炮声中，沪上爱国学人陈望道、韦悫、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以文化教育为阵地，展开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的业绩不可忘却，值得我们重温和纪念。

“上海抗大”——陈望道开《中国语文概论》课

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好些在上海市郊战区的大学无法上课。而此时上海租界却集中了不少教授，有本市的，也有来自北平等地的。于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就组织这些师资在1938年初创办了一个叫“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夜大学，校长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兼任，同时借用沪江大学设在租界的商学院上课。讲习所是开放式的大学，课程颇多，如胡愈之的《时事分析》、张宗麟的《民众教育》、梁纯夫的《新闻概论》、郑振铎的《明代文学史》、陈望道的《中国文艺思潮》和《中国语文概论》等等，学生可以自由选修。

来讲习所的学员，多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讲习所地点离日占区相当近，因此很受敌人的注意，视之为“上海的抗大”。刘湛恩校长不久即遭暗杀。讲习所即迁校至租界中心区福州路。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讲习所坚持了一年就难以继续下去了。

讲习所在文化教育上的抗日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像陈望道开设的《中国语文概论》课就培养了一批从事抗日救亡的语文工作者。当时活跃在难民收容所的文化教员、后来成为著名语文改革家的倪海曙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倪海曙曾经回忆说：陈望道这门课听的人很多，先生讲课的情绪也高，“他的讲义是写在一本黑色硬封面的练习本上的”，“那时最 新 的 索 绪 尔 （F.De.Saussure1875-1913）的语言理论，外面还没有正式的介绍，他的讲义中已经讲得很详细、很完整了。索绪尔把语言分成langage、langue和parole三个基本概念，先生把这三个概念的原文写在黑板上，知道我是学法文的，叫我一个一个念给大家听”。同时，课程又始终联系中国语文的现状，尤其是对难胞用拉丁化新文字进行扫盲的语文教育实践，来讲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所以，“听他一次课，总可以思索几天，很有味道。”（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

这是在抗日烽火中对学问之道的坚守，对语文教育的执着，对民族文化的提升！

难民收容所——抗日救国的扫盲教育

当时的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这样，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就要开始扫盲展开文化教育。有不少青年学子投身到这个工作中来。这群“志愿者”们到难民收容所教难胞学文化并先扫盲。方块汉字虽富有历史意蕴，却不免有难识难写的麻烦，从1937年11月起，他们就采用拉丁化新文字来扫盲，收效甚快，广受难胞欢迎。其中一位带头人就是倪海曙。倪海曙原是法国天主教主办的上海震旦大学医科学生。抗战爆发，学校停课，他先去伤兵医院服务，后来就在收容所教难民学文化和扫除文盲。跟许多先贤一样，他坚信医学只能救治人的身体，教育才能锻造人的心灵。中国积弱积贫，为侵略者所欺凌，要取得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胜利，必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

倪海曙及其同仁的工作，得到了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关注。陈鹤琴时任“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股长，主管上海租界难民的教育工作。经过考察，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用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决定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大规模推行，并亲自编写了供难民扫盲用的新文字《民众课本》，还亲手编写成套的新文字读物，计有《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等上图下文连环画式的中外名人故事十四种，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由当时上海四大出版社之一的世界书局刊行。为了鼓励难民学文化的积极性，陈鹤琴还设计了新文字徽章，上面用汉字和新文字写上“我能看书写字”的字样。据1938年8月统计，四十八家收容所（含一个伤兵医院收容所）开设的新文字扫盲班、文化班总数多达一百二十一个，参加学习的难胞人数达四千二百八十五人。

1938年3月，“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在四川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陈望道、陈鹤琴和上海各界代表一百多人出席表演会。会上，收容所的成人和儿童学员表演了新文字读写，成绩喜人。陈望道亲自为学员颁发新文字徽章。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是倪海曙，从此他为语文教育的不断进步而奋斗了一生。

陈鹤琴在上海用拉丁化新文字扫盲，首先得到了陶行知的响应和支持，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这样，他既不受国民党当局的欢迎，更受敌伪势力的仇视。1939年秋，特务两次到他家抓捕他，未能得手。此后，他只能化妆外出。有一次特务又到他家进行暗杀，他不在，特务就对着他的照片打了几枪。迫于形势，陈鹤琴只得离开上海去了大后方。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的推行，不但具有抗日救国的历史意义，也为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国语文展览会——爱国团结的精神力量

1938年7月，陈望道、陈鹤琴、方光焘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推举陈鹤琴、陈望道为正副理事长。学会在《每日译报》创办《语文周刊》，由陈望道主编。

1939年下半年，敌伪势力不断侵入租界。汉奸、特务搞绑架暗杀，很是猖獗。陈鹤琴、陈望道都已成为特务暗杀的目标。但是，他们临危不惧，更以大无畏的气概，用中国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主办了一个极具规模的语文展览会——他们意识到，租界迟早会沦陷，日本侵略者将推行日语，学校就得教日语。举办这个语文展览，就是为了对民众尤其是广大师生进行“最后一课”的爱国教育，呼唤大家热爱、坚守中国的语言文字！

语文展览会假座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四楼举办，共七个陈列室：一室陈列汉字形体的演变材料；二、三室陈列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包括基督教会的各种方言罗马字《圣经》以及天主教会方面的汉语拼音材料）；四室陈列汉字学著作；五室陈列书写工具；六室陈列盲人、聋哑人教育材料；七室陈列汉语拼音运动材料（有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资料），还有难民收容所拉丁化新文字班的新文字读写表演。展览会对于语言文字的纵横情况做了多元而系统的展示，内容丰富多彩。

展览会从1939年11月3日至12日，历时十天，观众十分踊跃，最多的是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

当时的《文艺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39年11月1日出版）为这次语文展览会专发《语文特辑》，登载了展览会的专题文章：陈望道的《明末以来中国语文的新潮》（学界奉为研究汉语拼音发展史上的一篇经典之作）、柳存仁的《论古代语文分歧的真因》、丁福保的《历代古钱记略》（论及钱币上的文字）；同时刊发《语文展览会预记》，先期报道了这个展览会的规模、内容和特色。

这次语文展览会，上海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界都参加进来了。展览会筹备处就在丁福保的佛学书局。丁福保把他搜集到的所有文字学书都拿了出来，甚至提供了当时尚未出版的《说文解字诂林》的割裱稿和印刷样张。马叙伦、胡朴安等名家都拿出著作手稿供展览。还有郑振铎、周越然、陆高谊等计百余学人提供了有关语文的各项珍品。同时，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哈同爱丽园都给以赞助，提供了许多展品，像爱丽园所藏的各种毛笔（大的有一丈多长）。这样的展览会办得充实、生动，为大家喜闻乐见。

这个语文展览会，从策划、筹备到展出，都是陈望道主持的，展出期间，他天天都在会场里。倪海曙是他的一位得力助手。陈望道在《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1940年1月）一文中论及这次语文展览会，他说：“有人说，上海这次的语文展览会是空前的，我以为这次展览会得到各界的齐心协助，和各界的一律关心，才是空前的。语文事业向来只是语文工作者少数人的事，其余各界从不关心。而少数语文工作者，又一向是各做各的，从来不肯集合力量做一件事。像这两点在这次的语文展览会中可说都完全改过来了。要是语文展览，如若干名记者说的，可以算是语文运动的一种表现，那中国的语文运动，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名副其实的汇合各界的空前的阶段了。”

的确，这次展览会显示了民众对祖国语言文字热爱的真情，更显示了上海社会各界大团结的精神——这正是抗日救国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