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文汇报》剪报资料

■徐复仑（徐铸成之子）口述 ■洪梅芬 整理

1937年“八·—三”上海燃起抗战烽火，经三个月的浴血抗战，中国军队撤守，上海成了“孤岛”……

《文汇报》创刊与第一篇社论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当时中国第二张民间报，《大公报》为第一张。创刊时是对开一大张，共四版：第一版要闻；第二版国际新闻；第三版本市新闻；第四版副刊《文会》。

创刊那天的报纸，头条新闻就是以特大标题报道津浦线上发生激烈战斗，山东济宁日军被我军两路包围的消息。当天第一版，还在显著地位刊登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违令擅自退却，因而被枪毙的新闻。这大大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孤岛人民的爱国热情，一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

当天晚上，同乡储玉坤来访问我父亲，说他在《文汇报》当国际版编辑，报馆没有写社论的，想请我父亲每天写一篇。

此时，同样被抗日爱国激情所激励的父亲，随即热情洋溢、激昂慷慨地为《文汇报》写去了第一篇社论《淞沪之役六周纪念》（1月28日见报），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于危亡。此后，又连续发表社论《上海并非孤岛》《告若干上海人》（分别刊于2月1日、8日）。

在《上海并非孤岛》一文中父亲写道：“上海并非孤岛，大家应该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灵魂!”而《告若干上海人》，更是把矛头直指当时上海有些民族败类的无耻行为。他写道：“目前的世界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分不开的；一个工厂、一种事业，脱离了国家的保护，绝不会容你自由存在；你们打了许多聪明的算盘，结果只做了人家的爪牙。这次的战事，关系全国的生死存亡，绝不仅是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的事；过去的恩怨，早应一笔勾销，否则你们的报复行动，一定会引起四万万人的愤怒。”

《文汇报》的这几篇社论，给“孤岛”中的上海人民以鼓舞和安慰，同时也触动敌伪分子的神经。第三天下午（2月10日），正在家中的父亲忽然听到马路上报童沸沸扬扬高喊：“《文汇报》被炸了！”连忙买一张《大美晚报》一看，才知道当天上午，有几个暴徒向《文汇报》馆抛掷手榴弹，当场重伤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后逝世于仁济医院），广告科职员萧岫卿也被炸伤。

我父亲以满腔悲愤而又歉疚的心情读完这段报道，马上打电话给储玉坤问：“今天的社论是否还要写？”回答：“当然还写。”父亲说：“最好你去请示一下你们的经理。如果要改变调子，我就不准备再写了。”过了几分钟，储玉坤回电话说：“严宝礼先生表示决不屈服，务必请你继续帮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一定照登。”于是，我父亲就一篇接一篇地继续写下去。

过了几天，严宝礼同另一位董事来看我父亲，希望他正式参加《文汇报》，主持编辑部，并请他以主笔的名义指挥一切。我父亲满口答应，第二天就“走马上任”。

“炸弹、手臂和水果”事件

1938年3月间，盛传敌人要在南京拼凑傀儡政府。为此我父亲在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登场当天，写了一篇《无题》社论指出，它像僵尸一样，企图借用“中国”的名义“还魂”，欺骗人民，是不会有好下场，也不会逃脱历史的惩罚的。那天的报纸还把南京傀儡政府登场的消息，拼在社论的旁边。同时还把老牌汉奸郑孝胥（已被敌人抛弃的伪满大臣）死讯加上边框，“镶”在中间，暗示这是一切为虎作伥者的必然下场。为什么“无题”呢？父亲说，“因为租界当局不容许过分刺激的标题，只能‘此处无题胜有题’了”。

随着《文汇报》影响日益扩大，敌人的威胁、破坏，也步步升级。我父亲正式进《文汇报》不久，报馆就收到一个用永安公司包装纸的热水瓶匣子，上面写着“文汇报主笔先生亲收”，送的人把它扔在营业部的柜台上就溜走了。拆开一看，里面装的却是一只血淋淋的手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

就在我父亲写那篇“无题”社论后一两天，忽然有一个人把一大筐水果送到编辑部的收发室。那时，报馆的门岗加严了，立即把送水果的那个人扣下，并报告了巡捕房。后据那个人说，他是一品香旅馆的茶房，前一天，有一日本人模样的人来开一个房间，就在那天清晨，日本特务买回一筐水果，里面是蜜橘、苹果和柚子，给了他一块钱，叫他送到《文汇报》来的。同时附了一封给编辑部和报馆主笔的英文信，大意是：主笔先生，贵报在此环境中，本爱国思想，勇敢发言，至堪钦佩。爰特奉上水果一筐，聊表敬意。”文末是外国人的洋文签名。这筐水果，经法租界巡捕房化验，每只水果都打进了烈性毒汁。

以后，敌伪方面还多次对《文汇报》威胁、破坏。有一次，他们买通了承印《文汇报》的《大公报》机器房一个姓张的工人，把一颗小型炸弹偷偷带进机器间。但这个工人大概从来没碰到过这类武器，没有把它安放好就炸开了，结果只炸坏了印报机的一角，他自己却炸瞎了一只眼睛，炸伤了手臂。从此，报馆更加紧了防卫措施。

面对敌伪的种种恶行，父亲与《文汇报》同仁没有被吓倒，更加坚定地用笔与敌人斗争。他在未参加《文汇报》前写的社论，就一直以中国人的第一人称说话。自从主持《文汇报》编辑部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了“挂洋招牌，办中国报”的编辑方针。他认为，请几个外国人来挂个发行人、股东、董事长的名义，其性质等于雇个“红头阿三”在大门口站站岗一样，而报纸是中国人办的，目的是在宣传抗战，保卫民族的生存。所以在写评论及记载时，虽然要顾及到环境，措辞上自己加以约束，但是在赞扬、宣传、揭露、斥责方面，父亲态度鲜明，决不吞吞吐吐。在副刊上更是不断刊出描述西北高原活跃气氛的“来鸿”，也刊登史沫特莱的连载。父亲还写过一篇社论，展望西北战场，认为那里不仅自古是决定战局的重要地区，而且那里已有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军队，正在横戈跃马，与敌人周旋。这是鼓励沦陷区人民，不要因东南战场步步失败而丧失信心，而且暗示胜利的曙光已在西北闪耀，暗示中国的希望在西北。

《文汇报》出版不到半年，发行量直线上升，突破六万份，成为“孤岛”销售量最大的报纸。与当时态度进步和坚决的《导报》《译报》《大英夜报》一起，形成了压倒优势的宣传抗战爱国的舆论阵地。《文汇报》的一炮打响，父亲认为，“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孤岛的几百万人民，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同时报纸“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抗战到底，揭斥敌伪的阴谋，鼓励孤岛人民发扬爱国大义，保持民族气节，爱憎分明，立场坚定”，“虽然挂着洋商招牌，却敢于闯出洋商报的禁区，说出爱国的中国人要说的话，报道他们要知道的消息”。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坚持“挂洋招牌，办中国报”的编辑方针，并非轻而易举，首先是不可避免要遭到日伪方面的压力，恐吓威胁；其次，还有来自租界当局的警告、处罚，特别是那些挂名洋股东、洋董事们的反对，尤其是那个所谓董事长的克明。

一天，克明托严宝礼邀请我父亲到他家里做客。周旋一阵后，克明慢慢把话引入正题：“……我们都抱着同一目的，希望把《文汇报》办好，办得‘光彩’。比如说，你的社论是写得太好了，不是我们自己吹，上海没有第二个人写得过你，我也是办过报的，如果事先给我看看，大家商酌商酌，不是更好么。”他还连忙打断我父亲的话，接着说：“我们英国人是最讲究诚实的，有些不可靠的打仗新闻，千万不要登，有关这些新闻，最好我们在发出前先商量商量。”问题很清楚了，他要事先审查社论和有关抗战的新闻报道。对于《文汇报》说来，这真是“性命交关”的根本问题，我父亲当然不能答应，于是说：“我的习惯，照例是要看了最后的新闻才着手写社论的，没法早送给别人看。至于战事新闻，也总要在最后才写出。对不起，你这些希望都办不到。”

克明看到我父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虽然不再谈什么了，但等到8月，他认为下手的机会终于到了。“八·一三”一周年前夕，严宝礼来对我父亲说，“克明今天深夜要来。”我父亲问他来干什么，回答说：“他说要看看明天社论的小样。”编辑部的同事都很气愤。父亲说：“这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让他来罢。”

于是，我父亲赶快把社论写好，把新闻版面大体安排一下，并约定有事打电话到大方饭店找他。同时关照排字房，“克明要看小样，可以打给他看，但没经我的同意，一个字也不要改。”

大约过了深夜一点半，编辑部来了电话，说“克明已同严先生来过，把社论及头条新闻稿改了一通，已经同车走了”。我父亲回到编辑部，看克明改的稿子，完全不通，把它扔进字纸篓，仍照原样刊登。

第二天下午，我父亲正在编辑部看稿，克明同严宝礼来了。一见面就气呼呼地说，“你这样独断独行，不行。闯出祸来，我的脑袋要第一个搬家，你知道么？”我父亲说：“谁都知道，《文汇报》是中国人办的，英商只是一块招牌，炸弹没有炸过你，几次威胁也都是对准我的，你放心好了，杀头，杀不到你。”克明词穷了，放高嗓子说：“总而言之，这是不行，我们不能再合作下去了。”我父亲说：“那很好，既然到这地步，我先辞职，让你来干。”

编辑部的同事都站在我父亲一边，董事会也没有办法。结果，克明被迫辞去董事长兼总主笔，仅保留董事名义。这一回合的较量，以克明的失败而告终。

1939年5月16日，《文汇报》刊登重庆来电：蒋介石在生产建设会议上的演讲词。蒋介石说，要加紧经济建设、整军生产同时并进，完成抗战建国任务。报纸同时配发了社论。5月18日，英国驻沪领事馆突然以言论激烈的罪名，罚令《文汇报》停刊两周。同一天，租界工部局在日本军部的压迫下，还勒令《导报》《译报》《大英夜报》停刊一星期。罪名是：宣传抗日，破坏治安。后来的事实证明，敌方早有阴谋，乘各报停刊一周的机会，从内部进行破坏。所以，这几张报纸后来都没有复刊。

抗战时期的《文汇报》从1938年1月诞生，到翌年5月被扼杀，只生存了十七个月。父亲曾满怀深情地说它：“真像经天的彗星一样，曾有声有色，闪亮在孤岛的天空，而霎时就熄灭了！

（摘自《新闻老战士与抗战》，孙洪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