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

木心2006年给桐乡叶瑜荪的回信。信件中都涉及一个相同的话题，即木心寄望他们致力于自己作品的评论和研究。

夏春锦

木心的书简应该不在少数，他打小起就有写信的习惯，目前可知的，最早是在少年时与一位湖州女孩每周通一信，交流读《圣经》的心得。两人还在信中围绕《新约》《旧约》文学性与思想性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发生分歧，各执己见，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至于是否有谈些情感上的问题，当事人没说，我们也不好凭空猜想。但我们已能从这最初的故实中看出木心喜欢以书简论学的端倪。

抗战胜利后，木心与著名学者夏承焘成为忘年之交，两人在一段时间内交往频繁而深入。1946年1月，木心前往上海美专求学。据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木心与其仍保持书简联系。书简的内容仍以文事为主，据木心追忆，夏承焘在信文启首会写“木心仁兄大人阁下”，每次寄作品来都写“木心仁兄指正”，木心则称呼夏承焘为“夏丈”。这一段师生之谊一直温暖着木心，夏承焘也成为了他反复念叨的有数的几位师友之一。

木心早年的书简至今未被发现，从其与夏承焘来往书简的称谓来看，以古体写作大体不会错。目前可见木心最早的书简是1976年12月8日写给上海画家陈巨源的一封，全篇古体，文采斐然，气韵流动，令人叫绝。试引片段如下:

巨源先生阁下，渭庐初识，粤楼承宴，十载神交，一泓秋水，亦明心见性之谓也。然则数峰清苦，犹自商略黄昏雨，临川芹溪辈，嘤嘤侃侃代不乏人，彼苍苍者，亏吾何甚。

璞本狷介，谪居年年，尘缘渐尽，祸福皆忘，其所以耿耿长夜，如病似醒者，方寸间豪情逸兴颉颃未已耳。

今秋挟画曝献，匪逞雀屏，实伤骥足。区区五十纸，薄技小道，壮夫大匠不为也。璞运蹙才竭，无亢无卑，其心苦，其诣孤，如此而已矣。(1976年12月8日致陈巨源)

这是刚刚从“文革”厄运中脱身的木心读到陈巨源为自己的画作所写评论后的回信，情真意切，字字玑珠。更为难得的是此信是用毛笔写成，实为名人尺牍中的珍品。

直至晚年木心也常以古体写信，照例竖排，惯用老格式，只是改用了硬笔书写。有些文白相间，如给乌镇乡亲徐家堤、周乾康的信;有些全用文言，如归国不久给时任桐乡市文联负责人叶瑜荪的回信，表达了“此番归来，承桐乡市府礼遇，优渥备至，心怀感德，自当有以报效而终老故里”的“忻悦”之情。这些信普遍都比较简短，多为礼貌性的答复，木心应付自如，意思点到为止。

据说木心对读者的来信基本不回，但也有例外。比如八十年代给台湾读者林慧宜前后有过五封回信，2009年与安徽读者刘向阳也有过三次通信。这些给读者的回信虽大多以鼓励和希望为主，但也不乏“木心式”的见识，如:

您爱读俄罗斯文学家的作品，我很高兴，俄国文学朴厚精深，充满伟大的仁慈，年轻人从这一点上开始他的文学生涯，预示着您的美好的前程。(1987年1月16日致林慧宜)

你翻覆地阅读我的两本散文，这是不良的读法。一本书看过后，至少要隔半年，重看起来才有新的感觉和发现。而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这样的巨著，你的年龄、经历是不胜负荷的。你急于看西欧及俄罗斯的诗、散文、小说等，先看了再说，不要以为就此看懂了。

中国只有古代文学，现代则除了鲁迅、张爱玲，就没有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可言。(1987年9月28日致林慧宜)

木心书简中最令人期待的是与师友论学的部分，就笔者所知，木心与陈英德夫妇、痖弦、巫鸿、童明、陈丹青、陈向宏等旧雨新知，以及相关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之间均有过书简往来，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被披露。笔者在收集整理《木心先生编年事辑》过程中，得到上海作家尹庆一支持，得见四封木心写给他夫妇二人的书简。在信中木心仍保持评文论艺的偏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三句不离艺术”。信文洋洋洒洒，不仅敞露心扉，而且所谈甚细，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文学回忆录》中的洞见。其中写于2005年8月10日和10月5日的两封均为长信，后一封更是长达四千字，从9月8日开始写，至10月5日写好寄出，前后费时近一个月。在信中木心坦陈自己与“五四”的关系，直言“我不属于‘五四，的，更不代表‘五四新文艺，”，这是目前可知的木心直接述及自己与“五四”关系的重要论述，值得评论者引起注意。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说:

你说得对，我的画是把我的快乐和悲伤寄托在里面了。我的文学，不仅抹掉一己的身世，连同我的哲学、哲理，都不事体系，东一亮，西一亮，就是不愿做哲学家，做先知。所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隔”与“不隔”，这样的思辨，还是“文学概论”，如用来诠释我，那就“所言者小”了。我曾写道:“西方的音乐，人听人越大，中国的音乐，人听人越小。”(周璇的儿子周伟，学音乐的，很认同这个观点，对我哈哈大笑。)看来，你也得学会西方的方法，才能分析我的文学。(2005年10月5日致尹庆一)

这是木心对评论者的期许，哪怕是在《木心谈木心》中也没有说得如此透彻。在《木心谈木心》中，木心的主要意图是要教授学生如何写作，内容“涉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焊接文白、应对采访等诸多方面”(牛陇菲语)。而在书简中他侧重于引导自己认可的读者如何阅读他的作品，诉说对象不同，用意也不同，表述自然各有轻重。就这个意义而言，木心书简对研究者探究和理解木心本人的创作意图，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有意思的是，在给以上三位的信件中，都涉及一个相同的话题，即木心寄望他们致力于自己作品的评论和研究。

他对林慧宜“抱着洪大的希望”，嘱咐她二十年后去写《木心评传》。他鼓励刘向阳继续写他的作品评论，“成一集专著而出版”。对尹大为更是寄予厚望，肯定他“有鉴赏和评论的才具，又有办理实际事务的才干”，将来可以为自己“做很多事”。为此在信中不仅坦率而真诚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还做了方法上具体的指导。

谈到木心与书简的话题，顺便提一提木心对书简写作的要求。他曾针对尹庆一来信中的诸多格式和内容中出现的问题一一提出纠正，从中颇可见木心书简写作的章法:

一、信纸宜用一个规格的，不可忽大忽小忽厚忽薄。行草遵古碑帖，勿自出主张，使人无从揣摩。二、对并辈小辈可用“如晤”，对长辈应用“尊前”。三、勿忘页码。四、‘撰安’宜并辈，不宜长辈。五、学生不能用“晚”，晚，是一般的泛称。师生之间亦不宜用“顿首”、“拜”(俗用“叩上”，今可免去)。最不可疏忽的是具名之下要加×月×日，俾查考。“乙酉夏日”者，大错。(2005年10月5日致尹庆一)

笔者所见木心的书简毕竟有限，作此文的目的主要还在于引起人们对木心书简特殊价值的注意。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给乌镇另一位作家孔另境(木心财神湾故居即是从孔家购得)所编之《现代作家书简》作序时特别指出的那样，书简除了可以“钩稽文坛的故实”、“探索作者的生平”外，“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版)。

不久前，适逢木心美术馆开馆盛会，笔者有幸得识旅法台湾艺术评论家陈英德、张弥弥夫妇，承蒙见告，他们手上保留着木心写给他们的书简达七八十封之多。就在笔者深感意外之余，却又被告知，木心生前在信中有过特别交代，说今后来往书信如要发表，务必相互照应，彼此知会。这其实更加说明了木心书简的坦诚与真实，没有像鲁迅所讽刺的某些“连记账簿也用心机”的作家那样，在信里处处设防。木心书简对理解木心确有非同一般的史料价值。我们期待，木心书简集也能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