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1506—1571)，明代散文大家。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与王慎中、唐顺之合称“嘉靖三大家”;与茅坤等人同尊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是为“唐宋派”。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尤以散文见长，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生死聚散的短文，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

 

所以，对其著述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校勘，对于保存古典文化、传承学术经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全面启动《归有光全集》搜集、整理、校勘工作。经过近七年的辛苦工作，近日，十卷本近四百万字的《归有光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者为此采访了全集主编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先生。

 

 

《归有光全集》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震川先生未刻集》

 

 

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孤本《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归有光，必须还原他的著述全貌

 

读书:我们知道，归有光辞世之后，有不少人整理编辑过他的文集，其中包括归家后人和钱谦益这样的著名文人，以及书商。您能不能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一个介绍?

 

彭国忠:归有光去世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其文集的编纂和刊刻，主要有三股力量在运作。一是归氏家族，他的嫡系、旁系后代。归有光刚去世，他的子侄辈就开始编辑其遗文，两个儿子在昆山编，形成昆山本;一个侄儿在常熟编，形成常熟本。这两个本子互有异同，但都不全，归氏遗文还有十之八九未被收入。这是第二代。

 

第三代，归有光的孙子归昌世，与钱谦益交往较密切，钱谦益也非常钦佩归有光，自言受其影响很大。昌世子庄，为牧斋门人，央其从叔请牧斋编辑归氏文集。这个本子动用了归氏家藏遗文，数量几乎比旧本多出一倍。但是，牧斋编辑时有主观删削和改动，归庄并不完全认可，有时提出自己的疑问，有时把钱删之作仍予保留，有时自己也做改动。归庄对归有光集子的擅改，引起著名文人汪琬的极端不满，汪琬与归庄通信几次，反复提出不当改窜，归庄不予理睬，反而在私下说汪琬另有动机，汪琬觉得归庄不可理喻，就撰写了《归文辨诬录》三卷。归庄编集子未完就去世，由徐乾学与归庄的儿子、侄子一起完成。但归庄无力刊刻，赖得当时一些官员及远近文人资助，方能刊刻问世。这个本子虽然问题很多，但流传相对较广。归有光的孙子，还有一个叫济世的，可能不满于以前所出的集子，就自己编了一部《震川先生未刻稿》，二十五卷，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未见有刻本传世。这是第三代和第四代。

 

第四代中，有旁系归起先。据载:钱、归编的集子，毁于绛云楼之火，赖副本保存。归起先找到归庄抄写副本，又到牧斋处请求让他在常熟出版。牧斋也觉得所编这些文字与归有光的风格有些隔膜，只同意出版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其他的，就留在家塾中保存。

 

到了第五代，归有光的玄孙归玠，在刻字工人那里看到钱、归编集时的抄本　《凡例》，有八则之多，其中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去找堂叔归起先，归起先则拿出另一册《凡例》，只有五则，说是来自钱谦益的儿子绣林，显然是归庄最后的定稿，便大喜过望，把钱牧斋的《凡例》放在前，反而把归庄的《凡例》放在后，重出了一部集子。

 

旁系中还有归朝煦，大概认为他的那些长辈们所出归集不够全，不够好，乾隆年间，自己出了一部《震川大全集》，从书名看，仿佛是要盖过此前所有本子。光绪元年，常熟归氏又刊刻过另一部《震川先生全集》。

 

第二股力量是书商。归氏去世后，就有翁姓书商编辑出版其集，但进度缓慢，因为知道归有光儿子们也在做。但据说归有光托梦给翁氏，催促他加快速度早日出版，否则，集子就被涂改完了。翁氏得梦后很快完工，还专门撰写一篇祭文，祭告归有光，其中叙说了这件事情。这个本子，就是万历四年翁良瑜雨金堂本。翁氏的话是否出于出版策略不得而知，但归有光儿子子宁说，翁良瑜所刻，系他同意的，翁氏以此“贸易致富”，引得其他书商纷求，子宁以已经重金卖给翁姓为搪塞藉口。后翁姓又欲刻归有光的柬札，子宁又将所有柬札付之，翁姓并未刊刻，说被顾姓官员取去而不返还原稿。子宁自己无力刊刻，后有欲刻者，“辄不吝与之。然每不刻而并其原本不返”。归有光另一门人夏九范说:顾姓先世就想遍刻归有光遗文，才把全稿借取。但顾姓编了近三十年，夏九范都已下世了，还没出版。据说顾姓曾经生病，死而后苏，说被逮至阴府，因归有光求情放他回来编刻归书而得还阳间。有人就打趣说:归先生的全集看来永远编不出来了，要留着给顾姓做长命符了。这些，可能都有利益考量在，见出当时书贾为谋利刊刻归集的情形。

 

第三股力量就是归氏弟子与粉丝们。喜爱归文的人很多，他又桃李满天下，在嘉定安亭讲学，在其他地方为官，又得众多弟子和粉丝，都有文章流传在当地，以及弟子们、粉丝们的家乡。早在归氏子侄辈辑刻前，就有门人王子敬在闽中刊刻。归氏爱好者中，有个张姓的，非常喜爱他的文章;还有个朱姓的，也是归迷。张姓的儿子汉瞻，做了朱姓的学生。朱姓老师编成《震川先生别集》，有三百篇之多。归庄听说后要看这些文稿，朱氏不同意。等到归庄编的集子出版，《别集》　中有一半左右未被收入。后来，张汉瞻到昆山授徒，又搜得遗文数十篇，一直想与《别集》一起出版，未找到机会。康熙四十三年，湖北人王橒到嘉定做官，也是归迷，汉瞻就把这些遗文献给王橒，王橒请人校对刊刻。将要完工时，邑人苏含如又献出家藏归氏策论一编，是归有光另一孙子驭世手抄，经过汉瞻鉴定，无一篇伪作，便编入集中，成为《补刊震川先生集》。当然，归集还有其他出版者，在此不一一叙说。

 

归有光平生数娶，原配魏孺人早逝，生一子子孝十六岁而殇，另有五子存。这些儿子，生非同母，又多数各有子孙后代，他们为了共同的家族利益，为维护归有光的形象，自然会对其著述中有干时忌的地方进行删削;又会为了各自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形象，另对归有光著述进行删削改动。故归有光著述的编辑刊刻，以家族这一股最为出力，也以这一股对著述的掩藏、删削、改动为最大，他们造成了归集编纂、刊刻中最大的混乱。

 

读书:那么，当下再来编这样一套归有光全集，目的和意义何在?

 

彭国忠:前面所说归有光集子的刊刻，虽然标以“全集”、“大全集”等名目，实际上都是限于他的文集。《马政志》这样的专书因为篇幅不算大，才被收入文集的《别集》中，而《三吴水利录》之类，根本不入文集。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归有光全集，从来没有编辑出版过，致使归有光的大量文字不被人知，他的集部以外的著述，也鲜有人知。

 

我们现在编纂《归有光全集》，除了盛世修书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更主要的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归有光的著述，已经到了非抢救性整理不可的关头。归有光一生著述无算，《太仆志》《马政志》《三吴水利录》等，部帙不是很大，在他生前已经付梓;一些单篇墓志铭等作品，也可轻便地上石，但还有大量的著述没有刊刻过。他死后刊刻的一些著作，因为时代久远而存世版本极少，如这次编入全集中的《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目前所知仅有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且版面已严重漫漶，辨识不易;子部《兔园杂抄》，所知只有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子部《道德南华二经评注》，只有明天启四年刻本;集部的《震川先生未刻集》《震川先生未刻稿》都以抄本形态存在。再不抢救，若干年过去，书籍的物理寿命可能会自动终止，留给世人的将是永久的遗憾。

 

其二，归有光本来就是一个在经史子集各方面都有著述的人。明代王锡爵为撰《墓志铭》(唐时升代笔)称其“弱冠，尽通六经、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茶陵张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谓为贾、董再生”，又称他“于书无所不通，然其大旨，必取衷六经，而好《太史公书》”。《明史》本传称:“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他是一个被文学史严重遮蔽的人物，人们一般所知道的归有光只是一个散文家，单纯得很。其实，撇开政治观点、政治作为不说，仅仅从保存的文集看，甚至从他被人忽略的诗歌(清代人甚至认为他不能诗)看，归有光是一个山高水深的人物，他的散文、诗歌，都有极强，极深，极厚的经学、史学、子学背景，而他在经、史、子三方面的修为和成就，完全被集部，甚至缩小到散文所遮蔽、淹没，所以，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归有光，必须还原他的著述全貌，经史子集都在内。

 

其三，归氏家族已编归有光文集，有意识地多选归有光考中进士后的作品，中进士之前的作品，除了墓志铭、序跋文外，那些他在二十余年不第时间中直接描写落第心态和生活的作品，那些描写他家庭生活、抒发夫妻情深的作品，那些源于他违忤时世、掉臂独行的本性而无所顾忌、不合于时的作品，那些对其子孙中某一支可能不利的作品，在已编文集中的量较少，这同样不能反映真实的归有光和归有光全部的创作。如《未刻集》中《与廖永州》简，称:“仆偃蹇恐不能自振，第以祖父在堂:老祖今年九十一，老父亦逾七十。家世读书，未有光显在位者。每至秋冬计偕，二老人躬自督勉上道，重违其意，故屡诎而不止也。”试想九十多岁的祖父、七十多岁的父亲，亲自督勉他赴考，而自己屡不中第，其内心之苦痛该何如!《未刻稿》卷二十中《悼亡报人小帖》丧妻悼亡十一通短书，仅第十一通见收于《文集》，其中诸如“吾于吾妻，任情哭踊，尚不能及古杖庐之礼，人犹以为过，可痛也!”卷十八中《寒花葬记》比《文集》中《寒花葬志》多出寒花“生女如兰，兰兰死，又生一女，亦死”十三字，披露寒花以媵妾身份而为归有光生二女的事实。还有《丧子后与钦甫》中的殇子之痛，《示子祜》三书，亦非归氏所有子孙所乐见。此类甚多，不编全集，不足以见其创作全貌。

 

家国情怀、天下担当意识，在归有光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读书:您认为，归有光是一个被文学史严重遮蔽的人物，而王家范先生指出，且不论文学成就，震川先生的文献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搞地区史的人没有人不用《震川先生文集》的”。但也有前辈学者认为，归有光的文章比较迂腐，他在科场的奋斗经历，影响了他本人的思想深度和丰富度。对此，您怎么看?通过编辑这套文集，您对归有光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彭国忠:归有光著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全面研究、深入发掘其综合价值，是我们编纂全集的出发点之一。王家范先生从史家立场，说出了归氏文集在地区史研究中，在反映中下层文人生活状态和普通社会生态方面的史学文献价值。程章灿先生也认为归有光那些常态写作、被姚鼐等人批评的应酬文字，对于了解和认识归有光所处时代、区域、阶层及其文化，都极有价值。胡晓明先生反思五四以来按照西方文学脉络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思路，从古今文学观念差异的角度，指出文学研究更多地已经由线性时间的研究理念，走向空间和地域研究。这些都是极有见地的崇论谹议，对于我们今后打开思路，进一步研究归有光，非常有启发。

 

而认为归有光长期奋斗于科场的经历，局限了他的视野，影响了他的思想深度和丰富度，也堪称谠论。它直面归有光长期不第这个残酷事实，对其文章的价值作出另外的审视和判断。历史上确有不少作家囿于个人的场屋经历，以程式习气，发场屋不第之牢骚、愤懑，其文字深度甚浅，价值极低。归有光长期不第，他教出来的学生，有的早于他很多年考中进士，有的与他同年中第，有的经过他短期指导就中第，所以，他一直认为中进士与否，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遇不遇的问题，所谓“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与沈敬甫》)，“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山舍示学者》)。加之他很早就以时文、古文名满天下，许多举子在赶考中遇到他都惊呼，说自己就是读其文而受益应试的。所以，落第并没有扭曲他的心态，他的《尚书别解》就是下第后一边带孩子，一边诵读《尚书》，一边思考而成的著作。他固然有一些感慨不遇、不第的文字，但对他而言既不必不断为每次的科考而煞费苦心、全力以赴地准备，失第又成为常态，他的精力、思考就不必完全附着在科举上。读他的文字，感受更深的还是他对历史的思考、批判，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对道的孜孜追求。可以说，无论中第还是不第，归有光的文字都有一个天下家国、文化历史的终极关怀在。我们今天似乎很难理解那样一个长期偃蹇不遇的人，那样一个主要因为家乡外帘官不欣赏而被有意压制的人，居然动辄六经大义、圣贤事业，居然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地的民风淳薄，关心的是朝廷对东南赋税榨取之苛重，是水旱灾害、倭寇入侵，是地方官的鱼肉百姓、盗匪的横行，很少只关注于一己、一家。古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家国情怀、天下担当意识，在归有光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既要求全，又要求真

 

读书:在编辑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彭国忠:编纂全集，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文集太过混乱，而其他著述收集不易。文集历代编纂的混乱，前面已经分析，经部的《易经渊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有影印本，史部《三吴水利录》　版本较多也较易获得，而史部的《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系孤本，近百万字的篇幅，抄写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子部《兔园杂抄》，也是明刊、明抄，分藏在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都是善本。子部《道德南华二经评注》，只有明刻本。集部的《震川先生未刻集》《震川先生未刻稿》　都是抄本，前者藏于国家图书馆，后者藏于上海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博物馆都很支持我们的编纂工作，但客观上，每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善本收藏、保护和阅读、使用规则，这就限制你不能轻易获得、阅读、抄录它们。这些书，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获得复制本，只能自己抄录一部分，再委托当地友朋抄录一部分。还有的书本来定性为普通古籍，相对容易获得;但当我们使用时，正赶上他们“升善”;有时遇到图书馆馆舍搬迁，也不能使用。资料不便，造成《全集》编纂进度的缓慢和校勘的艰难。

 

读书:这次编纂全集，所遵循的规则和体例是怎样的?

 

彭国忠:首先要说明:《全集》的编纂，是团队合作的结晶。我对编纂过程的总结、思考，可取之处功归团队，失误、不当之处咎在个人。

 

一般编纂全集，奉行的都是宁缺毋滥的原则，免得吃力不讨好，一部有争议书的编入，就可能导致全部工作被否定，所有的辛勤和努力化为乌有，成为学术界的口实。可是，对于归有光这样有深厚的经学、史学、子学素养和著述的人来说，大家都碍于顾忌，都不去尝试着编纂全集，恐怕将永无全集。在编纂中，我们确定两条原则:一是凡不能证伪者，即予以编入;二是尽量存真，不加删削。

 

第一条原则，系针对归有光集部以外的著述。真伪问题，其实是《归有光全集》编纂中最棘手的问题。在编辑之前，我们也顾虑重重，从开始的调查中就知道，归有光著述中，经部惟一存世之作《易经渊旨》，被以《四库提要》为代表的权威著作所否定，史部仅评点《史记》和《三吴水利录》被肯定，《通鉴标题摘要》　少见于公私目录，子部《诸子汇函》同样被认为是伪书，《兔园杂抄》　也少见著录和认可。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经过仔细考证和辨证，《诸子汇函》及其续编，因为争议较大，不予收录;而其他一些著述，我们认为并不能轻易否定。

 

第二条原则，主要是针对集部而言。集部包含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及新增　《补刊震川先生集》《震川先生未刻集》《震川先生未刻稿》《震川先生制义》四种。归有光是明代制义大家，他尽管八上春官而不第，但他对自己的制义文非常自信，说可以做到无愧。他的制义文，此次也是首次整理，采用清代俞长城的　《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义》本，又进行补遗。他的诗歌，一直被编于《文集·别集》之末卷，几乎被人忽略，原来仅有一百十七首，我们此次补遗了五十首，使归氏诗歌达到一百六十余首，形成可供研究的规模。此外，还首次发现了归氏词，虽仅有一首，但也弥足珍贵。

 

读书:那么，在“全”与“真”的问题上，你们是怎样权衡的?

 

彭国忠:在“全”与“真”的权衡中，我们既要求全，又要求真。但鉴于归有光集部以外的著述少有人整理，所以，《全集》的编纂，肯定会引起一些质疑。但我们编入这些著述，有我们的理解和理由。

 

归有光的著述，非常丰富，就我个人看，我们现在全力搜求到的、所呈现出来的，除了评点《史记》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入编外，能找到的、能利用的，毕尽于此了。但这些，显然尚不足以反映其经史子集全面的学养和成就。当年他的子侄们刊刻两部文集后，仍然是“遗编剩简，尚余十之八九”(归起先识语)，这十之八九的遗稿，属于文学性散文、诗歌的比例应该非常小，因为归氏历代裔孙所刻文集，真正算得上第一次面世的文章不多，所以推测多数属于集部以外的文字。根据《文集》中自述，他不满于《尚书》古文之说，重新厘定为今文《尚书》;不信古文《孝经》，文字一从石经，并尽去皇侃所标章名，以成新本　《孝经》;见唐代杨倞移易《荀子》篇第致失其伦次，而别其章条，重加断句，改正脱文衍字，重编《荀子》;下第后读《尚书》“时有所见”，“有意于以神求之”，而非前人之“章分句析”，而成《尚书别解》。这些学术著作，都是可信的，今一概不见。就集部言，《文集》中《都水稿序》称有创作四卷，命名为《都水稿》。他儿子子宁称:在他编辑一部文集、翁良瑜编辑一部文集之后，还有杂乱的文稿，他为之一一校理、编年，而汇集成《世美堂稿》，这两部文集现在也都不存在。此外，像《明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读史纂言》十卷，《方舆考证》　中引用的归有光所辑　《吴志》;在书信等文字中，他提到曾专门选科举小录论及墨卷为《程论》，编乡试程策为《程策》，编自己与诸友辛卯应试时会作为《会文》，收经义百篇;选编乙未岁课士文为《群居课试录》;他想删定《史记》“以成一家之言”，而以“褚先生文体殊不类，今别作附书”，并有意重修《宋史》;他对金石碑版很有兴趣，自己搜求，并托人拓印，欲效欧阳修《集古录》之作;他还编过一部《前编》(《韩集前编》? )，并自认为“考校甚精”;明代孙岱所编《归震川先生年谱》所提到的震川著述，如“六经、庄子、史记标注”，应该不是一部书，且与我们前述及所知又有所不同，这说明归有光的《庄子》《史记》甚至“六经”方面的著述，明代人就认可。我们是尽全力求真、求全，但“真”在于学界的判断，“全”只是目前所能做到之“全”，将来是否有新的归有光著述被发现，实难料定;当然，我们希望有。